1930年，张基隆考入中国大学法律系。当时北平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每次学生运动，他都积极参加，白天搞飞行集会，晚上写标语、散传单等。1931年，张基隆又把在上海公学读书的郝中士邀到北平，也进入中国大学学习在中国大学时期，是他革命思想觉悟迅速提高的时期。1931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那时，由于学生运动的不断高涨，国民党反动派也加紧了对学生运动的破坏和镇压，校园里特务活动非常猖撅。就连阅读进步的英文书刊也十分危险。在那种形势下，为了及时了解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形势，进步探讨革命真理，他开始学习日语，在不到年的时间里就基本掌握了日文。平时他注意收集进步的日文书刊，如日文版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张基隆读后，再口头翻译给郝中士、李超然等进步学生听。通过对进步的日文书刊的学习，使他们不但提高了思想觉悟和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也知道了许多中央苏区的消息和些有关苏联的革命和建设情况。
1932年，受中共北平市委的派遣，张基隆与郝中士李蔚廷等一起回到家乡沛县。在中共沛县县委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活动，建立和发展反帝大同盟组织。一年多的时间就发展了近百人入盟，并成立了反帝大同盟沛县临时工委，由李蔚廷任书记，郝中士任组织委员，张基隆任宣传委员临时工委下设支部，支部下设小组。为了盟员们的安全，成员之间不得发生横的关系，只准进行单线联系。张基隆的家乡吴阁村成了反帝大同盟的重要活动基地。
1933年，正当沛县的革命斗争蓬勃发展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对沛县的革命活动进行了残酷的镇压，沛县的党组织受到很大的破坏。中共沛县县委书记石允文被捕后自首变节，反动派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和大同盟盟员沛县。处在白色恐怖之下，革命运动走向低潮。为了免遭敌人的搜捕，张基隆采用昼伏夜出的办法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他就这样饥顿饱顿，苦苦地坚持了年 ，才度过了难关，开始公开露面。为了寻找党组织，张基隆又去北平，到中国大学继续学习但由于北平的形势也非常紧张，国民党特务冒充进步学生混在学生中，掌握了进步学生的活动情况，致使部分革命者被捕。所以，他寻找党组织的愿望未能实现。1936年，张基隆于中国大学毕业后，回到沛县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并于1937年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党的中心工作是发动群众武装抗日。张基隆在铜北地区（沛县南部和铜山县北部地区）方面以讲演、办墙报、印传单等多种形式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动群众；一方面筹备经费，购买枪支，组织武装由于张基隆在铜北地区人民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所以经过不长时间的准备，在1938年初就拉起了一支游击队.后来，这支队伍与朱华拉起的队伍汇合，建成了“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十三大队”。与此同时，郝中士在沛县也建立了“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五大队”。据张基隆的夫人封润梅回忆：抗战时期经常有人拿着基隆开的条子来家讨帐（买枪用款）。为此他每次回家时，他父亲都要和他吵闹，有时甚至把基隆关起来，不准再离开家。
1938年，张基隆被派到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宣传部工作，为宣传部的负责人那时，他特别忙据原山东省委监委书记李广德回忆：“我每次见到张基隆同志，他几乎都是拿着或抱着宣传品。”“特委宣传部的宣传品都是张基隆自己编写，自己刻印自己发送的”他读的书多，懂得的革命道理也多，再加上他的口才好，使他成为党的名优秀的宣传干部。李广德回忆说：“在一次党员大会上，张基隆同志风趣地说：旧本侵略中国前，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我们共产党人不能伸展开身子活动。现在日本鬼子来了，咱们的肩膀能摆动开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鬼子给咱共产党搭了天棚’。这段话给我的印象太深了，至今记忆犹新，它非常辩证地说明了当时的革命形势。”
1939年5月，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撤销，建立苏鲁豫边区党委（即山东第五区党委）。下辖鲁西南地委、湖边地委、萧县中心县委（下辖五个县）、沛县中心县委（下辖五个县）、金（乡）、嘉（祥）、巨（野）、中心县委（下辖三个县）以及单县、杨山丰县、三个直属县委张基隆、任区党委宣传部教育科长，并且是湖西干校的负责人之一。为了搞好干部和群众的教育工作，他日以继夜地阅读党的文件报告及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和文章。他还经常去湖西干校讲课和作报告，教育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员。后来，这些学员有的奔赴抗日前线，有的被分配到党的各级机关工作。原湖西干校学员孙建良回忆说：“在干校时，我们最爱听张基隆校长的报告和讲课。他讲课非常幽默风趣他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统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策略问题》、《论持久战》等文章分析得又透彻又易懂，真是讲活了他的报告使我们听到不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名词，知道了许多从未知道的革命道理’，河南省政协副主席魏钦公回忆说：“张基隆同志看的书多，看的文件资料多，知道的事情也多记得‘肃托’开始时，人心惶惶，但他却说：‘怕什么，毛泽东同志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许多讲话，我们最初都是从基隆同志那里听到的。”
由于张基隆参加革命，他的家属就成了敌人搜捕的对象。日本鬼子、汉奸队、国民党反动派都把他的家属看成眼中钉、肉中刺。最初是不断的抄家传讯，后来妄图斩草除根。封润梅同志带着三个孩子到处躲避，历尽艰苦。
在苏鲁豫边区党委（又简称湖西区党委）成立之后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形势急速发展，革命的红旗插遍了湖西村镇，抗日的峰火烧遍了湖西大地。人民群众扬眉吐气，奸痞土顽销声匿迹。真可谓一派大好形势。
正当党组织和革命根据地迅速壮大和发展的时候，暗害分子王须仁（湖边地委组织部长，后畏罪自杀）。一个野心家阶级、异己分子王宏鸣（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政委，后畏罪投敌）和极端利己主义者白子明结合成阴谋集团，于1939年8月制造了震惊全党。全国屠杀了各级领导干部300余名的骇人听闻的湖西“肃托事件”。在这次事件中，白子明不经调查，只根据逼供讯出来的假情况，于1939年9月10日下令逮捕了张基隆。同时被捕的还有区党委宣传部长、马霄鹏宣传部、宣传科长朱华《团结日报》负责人魏钦公等10余人。9月14日夜，区党名机关由单县向丰县转移的路上，一名战士不慎“走火”，部队稍有骚动王、王、白则认为是马霄鹏、张基隆等人企图组织暴动，随即下令逮捕了保卫区党委机关的三个营所有营长教导员（只有三个营保卫区党委机关）和大部分连排长共40余人。王须仁、白子明还亲自对无辜者动刑残酷之极，目不忍睹。被审者若不按他们的意图承认自己是托派，或不供认。对他们有意见的同志是托派，刑罚就越来越重但是，不管刑罚多么残酷，张基隆始终是无私无畏，正气凛然在关押审讯过程中，他不断对白子明进行说理斗争，他再强调：“你们这样做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希望你们以革命的利益为重，以党的利益为重，悬崖勒马”;“白子明，我警告你党是不会饶恕你的。历史是不会饶恕你的。你杀了这么多好同志，你死有余辜”。 经过七八天的连续刑讯，除个别人受刑不承认自己是托派，或指供他人者暂缓处死外，白子明等人在9月1 日晚，将张基隆和其他朽名党的优秀儿女集体枪杀在江苏省丰县于王庄这时，他年仅29岁。临刑前，张基隆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表现了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在他的带动下，其他同志也不约而同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这壮语和国际歌声的强音，长时间在刑场上空荡漾，使白子明等人听而胆寒。
1940年6月，中共山东分局发出了关于《总结第五区党委肃托斗争的训令》，训令“对受奸徒陷害致死的不屈者深致哀悼”。1941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湖西边区锄奸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湖西地区在所谓肃托斗争中，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致使许多的同志惨遭杀害，使革命受到重大损失同年，山东分局根据中央
的指示，为无辜牺牲者平反昭雪，召开了被难烈士追悼大会，会上宣布张基隆等300余人为革命烈士。解放后在山东临沂修建的华东烈士陵园的墓碑上，张基隆的英名镌刻在牺牲的团级干部名单中。1983年12 月，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发了中共山东省委同年5月给中央的《关于对湖西肃托事件”遗留问题处理意见的报告》，宣布湖西“肃托事件”是我党历史上的次重大冤假错案，对在“肃托事件”中被杀和被处分的尚未平反的所有同志，一律平反昭雪。
湖西“肃托事件”在44年后才算得到彻底解决；在这次事件中，含冤于九泉之下的300多名英魂才算得到最终的宽慰；被戴过各种政治帽子的上千名健在的同志才算得到彻底的解放； 肃托事件”的恶劣影响才算得到彻底的消除。
安息吧！张基隆烈士您仍然活在人民的心里！（袁玉骝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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