茫茫沙尘，掩埋着的是他孱弱瘦削的躯体，岁月流逝，李宜亭宁死不屈、勇往直前的共产党人形象显得愈加伟岸和挺拔。
让时光倒流，让纪念永存。
一
李宜亭，号方斋，1888年出生在山东省东明县武邱集村（现属长垣县）一个贫苦家庭。其父李道，安贫乐苦，精于家治，靠在集市上摆布摊维持全家生计。虽然家境贫寒，但李道仍希望子女读书明礼，有益于乡闾。李宜亭到了蒙童年龄，就被送进本村私塾读书。李宜亭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学业出类拔萃。他于数年之内读完了四书五经，破题制艺，落笔成章，被誉为秀才坯子。1905年，李宜亭受乡里保荐入高等小学堂读书。在学校，他不仅学到了科学知识，还接触到一些西方资产阶级学说。高小毕业后，因家庭拮据，李宜亭无法继续求学，便返乡在灰池村教私塾。后来他甚感知识不足，难于实现救国之志，便求亲告友获取资助，考入河北省立（大名）第十一中学。中学毕业后，他升入北平师范大学专修史科，他博览群书，知识日渐丰富，视野逐步开阔。
1921年，李宜亭返回老家东明，先后受聘于长垣县立春亭高级小学和东明县立第一高级小学，任国文教员与历史教员。受过新文化运动的熏陶和五四运动洗礼的李宜亭，给两县教育界带来了新的风气。他主张“略古丰今，多讲白话文；废除体罚，师生平等，教学相长，以讨论式取代注入式”；还主张“开门办学，学用结合，学生面向社会；男女平等，同有受教育的权利；蒙童教育与成年人教育相结合，一校多用，白天是全日制小学，晚上是平民夜校”。他身体力行，坚持实践，深受群众欢迎，很快就成了教育界的名人。
1924年，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李宜亭积极拥护孙中山的主张，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成为孙中山的积极追随者。1928年，他当选为东明县县党部执行委员。东明县的一部分国民党员开始右倾，公然破坏三大政策，与共产党对立，李宜亭起而反对，遭到了国民党右派的围攻。1929年，他愤然辞去执委职务，离开了国民党县党部，出任县立女子小学校长。同年，他和共产党员盛国昌、程伦卿，进步人士穆允治联名倡导在农村兴办女子小学，并主张村设一初小，区设一高小。为付诸实践，他辞去女子小学校长职务，回到家乡――东明县第三区（黄河西岸、俗称河西区）筹办学校。他在武邱集利用北斗庙旧址，办起了武邱集高、初两级小学，自任校长，兼教高年级国文课。他邀请了几名进步青年任教师，并特聘中共直南特委驻东明、长垣秘密联络员于绍孟，以教授《三民主义》课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同时，李宜亭还和滑县中共党员杨洁斯（冷楚）、长垣县中共党员郭仪安建立了密切关系，并通过他们得到了一些马列主义书籍，开始系统地接受马列主义的理论。在先进思想的指引下，他积极主动地参加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斗争。
1932年，两河（河南、河北）13县盐民运动兴起，李宜亭写出《盐榷》一文，表示对盐民运动的大力支持。1933年，他对东明社会状况进行了大量调查，初步以阶级分析的方法写出《民生篇》，列出“……，5项以上者占全县总户数万分之7.6强，田产却占万分之200有奇（余）；……30亩以下者共为28221户，共地22710亩，每户合地1亩余（连无产者计算），地权不均甚矣”。文章尖锐地指出了当时东明县各阶层对土地占有的悬殊不均，他提出应平均地权，号召人民觉醒，起来进行土地革命。1933年秋，中共直南特委在东、濮、滑、长边界的姚家、两门一带准备武装暴动，李宜亭和杨洁斯、郭仪安、于绍孟、师凤山在武邱集积极响应，后武装暴动失败。
二
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普遍兴起，李宜亭和师凤山、王汉才、于绍孟等发起组织抗日救国社。杨洁斯认为这个叫法太显眼，容易引起国民党的注意，于是改名为学术研究会。研究会成立后，经过对马列主义理论的深入学习研究，李宜亭进一步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34年，他毅然退出国民党，经杨洁斯、李道源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他担任东明县民众教育馆馆长，增设了演讲部，亲自定期向社会青年作演讲。一天，他进入演讲室，神情严肃，一言未发就在黑板上写了“是做文天祥，还是当石敬瑭”。接着，他就讲了文天祥的抗金爱国事迹，又讲了石敬瑭卖国求荣、甘当“儿皇帝”的无耻行径。他慷慨陈词的演讲，大大激发了青年们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热情。同时，他还购买了大批进步书刊，引导青年们阅读，广泛传播革命思想。
1935年，李宜亭再次任东明女子小学校长。当时，正值彭家轩新任国民党东明县县长之际。彭家轩上任后，采取“剿匪、肃共”的反动政治措施，提倡“新生活运动”，并强令全县高小以上学校增设经书课程，聘请懂经学的人到各校任教。对此，共产党员李宜亭、盛国昌、穆文平、程伦卿、高月楼、尚子茂、万子玉等联合国民党左派人士杨履谦、关兆瑞等奋起反对。他们团结广大进步教师学生，掀起了以驱逐彭家轩为目标的全县各校统一罢课斗争。全县师生打出了“枪口一致对外，反对日本侵略”、“欢送彭县长逐日高升，离开东明”的口号，他们把标语一直贴到了县政府大门上。这次斗争历经数月，最终迫使彭家轩辞去东明县县长职务，罢课斗争取得完全胜利。
七七事变后，李宜亭以抗日救亡为己任，四处奔走，疾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并和于绍孟、王汉才、师凤山等在武邱集发起成立了抗日救国会，组建队伍，开展武装斗争。1937年10月，按照中共直南特委指示，他和张恩桐、于绍孟、穆文平组成中共东明县工作委员会，李宜亭任委员。1938年，中共直南特委与国民党濮阳专员丁树本达成协议，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关系。中共地下党员张慧僧被委任为国民党东明县县长。张慧僧只身来到东明，与李宜亭探讨如何在东明迅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问题。李宜亭详细分析了东明各阶层的思想状况，建议东明县政府应成为联合各界一致抗日的政府。张慧僧聘请李宜亭出任东明县政府秘书，他欣然应允。同时，中共直南特委指示李宜亭与于绍孟把刚刚组建的武装带到东明城内，扩建成民军大队，保卫县政府，李宜亭兼任民军大队总参谋。同年9月，在中共东明县委统一领导下，他协助县长张慧僧、民训科科长杨锐（中共党员），开办了两期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讲授马列主义的理论和共产党的主张，并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培养了一批基层干部。
三
1939年初，丁树本随着国民党的逆转而趋向反动，将张慧僧调离东明，任命反共顽固派吴致岑任县长。吴致岑接任后，大力推行“限共、清共”的反动政策，肆意破坏全县团结抗战的政治局面。李宜亭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愤然辞职，到城西南的沙沃抗日救亡小学教书。李宜亭在沙沃教学期间，利用一切机会和条件致力于抗日救亡活动。他把课堂作为宣传阵地，在学生中建立抗日救国会，发展党员，建立组织。他利用亲友关系，在农村发展党员，不断壮大救国会组织。
当地群众年年都有给沙沃庙神像献碑的习俗，李宜亭就利用撰写碑文之机，大书团结抗日的重要意义，甚至在别人给脉理医生送的石碑上，他也写上抗日救国的内容。有人担心地问他：“你公开地把这些话刻在石碑上，不怕引来杀身大祸吗？”他微微一笑说：“为民族伸张正义，何怵存之？断绝后路，才能勇往直前。”
1940年3月，杨得志率领八路军冀鲁豫支队解放了东明县城，处决了破坏团结抗战的国民党政府县长吴致岑。东明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李宜亭出任首席参议，并与县长南偕篪代表东明军、政、民各界，参加了冀南6县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成立大会，他向大会提出了6条施政建议，均被采纳。
四
1940年6月，日军发动大“扫荡”，东明城镇大部陷于敌手，斗争转为分散、隐蔽的方式，李宜亭受命去东、濮、滑、长交界的武邱集一带开展地下工作。当时，这一带是日、伪、顽控制的地区，势力最大的是邵洪基部。邵洪基原是中牟专员，盘踞河北的孙良诚部投靠日军以后，他便挂上了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书记长兼挺进纵队总司令的牌号。他在东、濮、滑、长四县交界处收编了一些土匪和地方杂牌武装，建立保甲，与驻滑县瓦岗、范庄的日伪新中央军杜淑暗度陈仓。杜淑与驻长垣城内的日军司令部来往密切。三家沆瀣一气，互相勾结，在长垣城内东街建立了联络处，反动气焰十分嚣张。被邵洪基收编的绿林武装阎鸿玉部，拥有上千人，名义上是邵洪基的一个团，实际上并不听从其调遣。阎鸿玉有勇无谋，欲独占邵洪基的领地。有人向阎鸿玉指点说：“北伐时，东明第八乡红枪会聘李宜亭为高参，消灭了奉军韩麟春的一个军。你要想成大气候，非请李宜亭给你运筹帷幄不可。”阎鸿玉出于个人野心，多次敬请，李宜亭避而不见，并把此事上报冀鲁豫区党委驻东长办事处。办事处主任冯剑仇认为这是一次开展内线工作的好机会。李宜亭遂向阎鸿玉推荐了师凤山、王汉才。师凤山与日军打了两次小仗，偷袭了柳园伪据点，消灭了刘凤桐部一小股武装。师凤山从而得到阎鸿玉的信任，被任命为副司令。师凤山趁机做阎鸿玉的工作，向其晓以大义，指明出路，劝其弃暗投明，投靠八路军。后来，邵洪基察觉阎鸿玉行动异常，就联合伪、顽头目刘凤桐、王太公向阎部发动围攻。阎鸿玉被捉身亡，师凤山率部起义，被收编为八路军冀鲁豫独立支队。
邵洪基的高级参谋寇绍夏探知阎鸿玉想脱离邵部控制的做法，是李宜亭从中运筹的结果。于是，他就向邵洪基分析说：“没有李宜亭，师凤山当不了阎鸿玉部的副司令。即使当了，也不会投降八路，此事完全是李宜亭的主意。”邵洪基一向认为李宜亭是国民党的正统人物，不会是共产党。因此，他将信将疑，不敢采取冒然行动，便派人对李宜亭进行监视，同时加紧拢络工作，聘李宜亭当他的高级参议。李宜亭以年老无意仕途为由，拒绝了邵洪基所许的高官厚禄。他仍然公开在邵寨教书，秘密开展党的地下工作。邵洪基通过监视发现李宜亭与中共滨河县委书记蒋中岳有联系，密嘱李宜亭的学生邵洪祥、邵子建对其住宅进行搜查，发现了毛泽东著的《新民主主义论》一书。邵洪基见到此书后，又命他二人探询李宜亭的口气。这两人假装关心中国命运，问李宜亭说：“茫茫大海，派系林立，中国将向何处去?”因为他们本是在校学生，李宜亭又素来热爱青年，对二人虽有怀疑，但认为尚可教育，于是就对他们说：“中国积百年之贫困落后，招来帝国主义的瓜分侵略。我曾追求中国革命多年，都碰了壁。现在看来，只有团结一致，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走俄国革命的道路，才能救中国。”邵洪祥、邵子建听了这些话，如获至宝，当夜向邵洪基报告了这一情况。邵洪基对李宜亭是共产党员已确信无疑，就派了4名武装特务连夜持帖赶到邵寨请李宜亭“赴宴”。李宜亭意识到了将要发生的一切，他镇定地穿好衣服，向妻子于绍瑞（中共党员）说：“我去邵司令那里‘赴宴’了，家里的事交给你了。”示意她要收存好文件，赶快报告县委。
邵洪基杀害了李宜亭。不久，八路军开进该地区，活捉了顽军头目王太公，赶走了伪军阎希孟，摧垮了邵洪基建立的顽政权，巩固了东、濮、滑、长四县交界根据地，成立了滨河县抗日民主政府。同年3月，滨河县县长郭涤生会同李宜亭的家属，在独立支队司令员师凤山武装掩护下，起回烈士遗体，在大鲍寨隆重举行追悼大会，重新安葬李宜亭。冀鲁豫行署副主任贾心斋代表边区政府致悼词，追认李宜亭为革命烈士，同时枪毙了告密者邵洪祥、邵子建等人。
一幅挽联对李宜亭做出了这样的评价：“桃李满天下，誉冠东长濮，一代完人；硕果盈滨河，宜亭书丰碑，余威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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