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办事踏实，每次接受上级分配任务时，都十分谨慎，总是先搞试点，取得经验之后再推广。1952年，中央提出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同年12月，他带领干部在东溪乡东溪口村搞试点（我也去过几次），试办了全县第个初级农业合作社，入社的共18户 86 人。主要形式是土地人股，评工记分，全年收入40％归土地分红，60 ％按劳分红。这个初级社的前身是互助组（即洪炳荣互助组），初级社的社长亦是洪炳荣，有了初步经验后， 再逐步向全县推广，全县到1954年9 月他离开时初级社，已发展到几百个有几万农户参加，占总农户数的40 ％左右，以点带面是他那时的主要工作方法之一。
他律己甚严。他既严格约束自己又严格要求家属子女。1969年和1970年，为了响应毛主席号召，搞好知识青年下乡工作，他把自己仅有的两个女儿与其他知青起下放到黑龙江去。有次，我去杭州开会去看他时，曾问他：“你只有两个女儿，按政策身边可以留一个，为什么都下放？ ” 他说：对自己严格点好，单位里工作也好做些（后两个女儿先后回杭分配工作）。”对子女如此，对自己要求更严。有次，我去看他时曾谈起家庭生活。他说我一个人工资和她（老伴）还算过得去，他老伴把个月开支算给我听，其中有电话费每月约40元。我说按你离休又享受厅局待遇，电话费是好报销的。他说，我生活过得去，不要再找组织添麻烦。又有一次，她老伴提出要他出面落实她的政策（老伴原来也是干部）。照理来说他出面好落实，又被他拒绝了。
他生活简朴。在淳安工作生活很简朴，记得有一次，天气已有点热，他来到县干校，我见食堂没有什么菜，想去买点菜。他说不用了，你们吃什么我吃什么。饭后，他用一条草席放在地上就午睡。八十年代后，生活条件比那时好多了，但他仍坚持生活简朴的本色。他家里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吃饭简单。我在他家吃过几次饭几个家常菜，并不丰盛，他嗜好吸烟，吸的是西湖杭州等牌的低档烟。
他生性坦率。他自己讲真话，讲实话，也要求党员干部讲实话。在他生病期间，我到他家和医院看过他多次，他不像有的人一样 ，生了病就愁眉苦脸，他生病住院期间， 医生准他每个星期六与星期天在家里住。有一次，我去看他时，他对我说 我就是这个样子了，看来出不了院，只好这样过，没有什么，让他去吧！心理十分坦然。几年后，他终因病重于1994年病故，终年76岁。他工作单位为他开追悼会，对他的评价甚高，我和县里五位同志去参加他的追悼会。（应树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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