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步行到达肥城县，一边休息，一边等待其他县南下干部的到来。几天后接到通知，我们到长清县的万德火车站乘货车到达临城北18里路的刘村扎营，南下的干部开始就地学习，主要是进行党的路线方针、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政策的学习教育。因为我们是护送部队，所以主要是做好保卫和警卫工作。因为我们家乡也刚解放不久，所以大家都佩带有枪支，不同的是当时我们穿的是军装，而南下干部全都是穿便衣的。在刘村大约学习了两个月左右，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为我们打开了南下的大门，队伍从临沂上火车出发继续南下。这时南下干部已全部换上军装，队伍按部队编制，我们长清县90余名南下干部编为第一支队第七大队第三中队。火车到达江苏新安镇，我们开始下车步行，每天以七八十里路的急行军速度向南挺进，途中经过淮阴、淮安、宝应等地。大家日以继夜走了十多天，身上都已脏兮兮的，到了一个叫老人桥的地方，痛痛快快地洗了个热水澡。
也是从老人桥开始，大家在生活上有些不适应。一是原来我们在家乡吃的是小米、玉米、高粱、面粉等，在这里每天吃大米，很不习惯。二是我们家乡做饭烧的是煤、高粱秸、玉米秸，而在江苏烧的是牛粪，非常不习惯，结果连饭都烧不熟吃，往往上面是生米，下面是焦米最后只能用开水泡泡吃，这样的生活有四五天。后来有4个从淮海战役投降过来的俘虏兵充实进来，他们在国民党军队就是炊事员，烧饭有经验，队伍吃饭的问题才得到改善。到江苏高邮后休息了两天，在扬州休息了三天。当时上海、嘉兴还未解放，不时有国民党的飞机在天空干扰，发现目标就用机枪扫射。所以，我们一般白天不行军，都是晚上行动。
记得当时我们是在扬州吃晚饭后过长江的，因为部队多，渡船少，而且都是在晚上，行动很不方便，过个渡需要45分钟至一个小时，还不包括等待的时间。过江后原来说走18里路就到达宿营地，结果大家饿着肚子，冒着倾盆大雨，走到天亮还未到目的地。与北方相比，江南的雨水特别多，过了长江以后，基本上天天下雨。当时条件比较艰苦，部队没发雨鞋和胶鞋，大家都穿着从家乡带来的布鞋，接连四五天的雨天，鞋子里灌满了泥和水，到最后有的同志连鞋子都走烂了，只好赤着脚赶路。
过长江以后，我们在苏州休息了几天后出发前往杭州，晚上我们在运河边上了四、五只小船（每只船可坐四五十人），当时叫来从国民党军队俘虏过来的一只小炮艇拖我们，而这些俘虏兵却不听指挥，顾自己跑，我部就开枪把他们拦住，经过说服教育，他们终于改变了态度。第二天亮时，我们到了武康，下船后坐上杭州派来接我们的汽车，一路颠颠簸簸到达杭州。
在杭州，我们住城郊武林门一带，当时社会秩序比较混乱，听说有几个解放军战士游西湖时被反动派杀害，所以我们的保护任务很重，领导也再三嘱咐，不准单独行动。偏偏有一次，我们5个人一起出去逛西湖，还背着枪，从六公园走到杨公堤，结果迷路了。被站岗的解放军战士拦住，说我们是逃兵，交枪扣留。我们三中队领导和干部得知情况，急得一夜没睡觉，向上级汇报，说中山路解放军司令部扣留了我们5个人。经再三沟通，第二天由中队负责人前来把我们领回。
期间，我们一边等待分配，一边休整和学习。大约过了四、五天，通知我们三中队负责接管桐庐。5月16日晚上9 、10点钟，我们三中队分乘两辆卡车从杭州出发前往桐庐。到达桐庐后，因当时分水江（当地叫横江，富春江叫直江）上还没有公路，我们从桐君山脚过渡到东门头的轮船码头。码头上灯火辉煌，当地群众敲锣打鼓热烈欢迎南下干部的到来。在群众的簇拥下，我们沿着“吱吱”发响的石板路,来到原国民党县政府前面的南门头住宿。当时负责接管分水县的四中队随后也到了桐庐,第二天步行去分水（当时分水还没有公路）。到达桐庐后，我们与金萧支队胜利会师,在召开座谈会,相互了解情况的基础上，通过相互协商，建立了中共桐庐县委和县人民政府，中共桐庐县委书记董炳宇、张振峰任组织部部长、张惠心任宣传部部长、王明新任民运部部长。王新三为桐庐县第一任县长，当地干部丁有进为副县长。当时，我被分配到县委办公室负责通讯方面的事情。
中共桐庐县委和县政府成立后，首先是开展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当时，刚刚解放的桐庐形势也很严峻，土匪横行，其中势力比较大的有活动在桐庐、分水、建德范围的王之辉部，共四五百人；活动在横村一带的柴金芳部，共七八十人；活动在三合、洋洲一带的姚志达部，共三四十人；其他还有活动在窄溪带的一小股土匪陈国梁等等。特别是6月至9月，土匪的活动猖撅到极点，他们到处偷袭我基层民主政权，杀害我工作人员，破坏和阻扰我们工作的开展。我们虽然在县委办公室，没有受到土匪骚扰，但也不敢掉以轻心。大家非常警惕晚上睡觉都是和衣、带着枪支，子弹都上膛，随时准备应付突发情况。后来在剿匪部队和当地武装部队的通力协作下，到1949年底，土匪大部被消灭，社会秩序得到稳定，人们开始安居乐业。（整理王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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