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过淮海战场
我们从平阴出发，途经大王庄、万德，来到薛城（临城）。经过近一个月的整训，认清了形势，明确了南下的意义，树立了扎根江南，长期艰苦斗争的思想。同时，整编了队伍，我们平阴县与宁阳县合编为一个中队，干部也略有变动。经过整训，个个精神焕发，斗志昂扬，向徐州挺进。
当时，淮海战役刚在徐州结束不久，战争的痕迹依然存在：碉堡林立，战壕横卧，到处是残垣断壁。所有村庄的房屋都没有门窗，有的连房梁也拆去修了碉堡。经过激烈战斗的地方墙上还留着血迹。旷野里，坟堆像蒸笼里的馒头一个挨着一个，有烈士的，也有敌人的。公路两旁没有一棵行道树，全是一尺多高的树桩，情景凄凉。
这是南下后我们上的第一堂政治课。战争带给人民的创伤是惨重的，但是只要江山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人民就一定会重新建设起自己的美丽家园，生活也一定会更美好。再见了，淮海！
我们继续南下，在徐州乘上火车，直奔新安镇。由于铁路被破坏，尚未修通，所以乘车时断时续，但我们仍很高兴，因为多数同志没乘过火车。
腿伤发作行军难
我们这支南下干部队伍，平均每天行军大约60里。60里在行军打仗的年代，算不得什么，但对我那条带伤的腿来说，却是困难重重。
南下前，在一次夜间追捕“还乡团”时，我越墙而过，左大腿肌肉严重挫伤，当时也未医治。南下后，紧张的行军使我伤势越来越重，慢慢的整个大腿开始红肿、化脓，痛疼难忍。有一天休息时，我一人到村外，找了个僻静的地方跪在地上，脱下棉裤，看见红肿的大腿上已发出了三个豆粒大的脓包。我双手卡住大腿上部，用力向下一推，三条筷子粗的脓水射出一尺多远。我几乎昏了过去，伸手摸时，腿侧肌肉也空了，只剩下一层皮，连骨头都可以摸到，但感觉是轻松了些。我用了块破毛巾擦了擦，提起裤子回了宿营地。在此后很长一段行军时间里，血水仍不断渗出，被浸湿的棉裤渐渐地结成了硬壳。
扬州路上临战气氛浓
正处在渡江战役前夕的高邮至扬州的路上，临战气氛很浓。
公路上呈四路纵队行军的野战军，昂首挺胸，高唱军歌，阔步前进。通讯兵的骏马飞驰而过，扬起一溜尘烟。燎亮的军号声又传达了急行军的命令。只见后面红旗招展，又冲上来一支四路行军的队伍。这时公路上已形成了八路纵队，把我们这支小队挤向一边。冲上来的队伍气喘吁吁，脚步声嚓嚓作响，腰间皮带上的搪瓷碗和刺刀鞘碰撞发出铿锵的声音。三个剪齐耳短发的女战士擦着汗，冲上路边的小土坡，有的打着竹板，唱自己编的顺口溜，有的高举着拳头喊口号，为战士们加油。我们这支小队伍也不甘落后，班长张凤昭夺过了女同志程保重的背包就往自己肩上放，后面中队的指导员董炳宇抢过炊事员肩上的担子，挑着行军锅大步流星地往前跑。一路欢声笑语，争先恐后。路两边的墙上和行道树上贴满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标语，更增添了这种气氛。再向东看去，东面的路上又是一番情景。那是一支支前大军，牛拉马驮人担，还有吱吱扭扭的独轮车，粮食弹药应有尽有。还有带着担架的民兵，也是跑步前进。
虽然一天行军很累，晚饭后大家仍无睡意，坐在院子里观看过路的汽车、炮车。数也数不清，干脆不数了。陈仰臣同志拿出二胡自拉自唱，来了一段“借东风”。我和另外几个同志围在一起，谈论起神奇的江南：到了江南应该做什么，注意什么。有位同志突然冒出句“到江南千万不要到竹园里大便，竹笋一窜老长，会扎破屁股。”说得大家都笑了。
慈母般的房东大娘
我们到达扬州渡江前线，宿营地是一个小镇，但比较繁华。房东是个三口之家，书香门第。老两口有一个天真文静的十七八岁的女儿。我们一个班就住在偏屋内。
我们的任务是，等待渡江命令，学习入城纪律，整顿军容军纪，甩掉包袱轻装前进。同志们都在准备清理自己的东西。我也拿出了新发的黄军装，到街上先理发，留个小平头后，又去洗澡。洗完后，换上千层底的黄布军鞋，又穿上新军装，胸前佩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高高兴兴地回到住地，在房东家的穿衣镜前一站，镜子里呈现出一个年轻英武的解放军战士。我一看满意地笑了，而后又调皮地向他行了个举手礼，转身回到了我们的住房。
我打开自己的背包，把棉袄衣裤整理了一番。当翻到棉裤时，一股腥臭扑鼻而来。我一看，太肮脏了，先拆掉再说。我拿了个板凳坐在院子里拆起来了。实在难拆，血结得又厚又牢，像块铁板，小刀也挑不动。这时大娘来到我身边，正在看我拆突然问：“同志，你受过伤吗？”我回答：“不是，是生疮。”大娘“啊”了声，说：“一条裤子怎么弄成这个样子要流多少脓和血啊！你娘看见该多心痛啊！”我说我娘早死了。猛一抬头，与大娘四目相对，不由得眼里一热，滚下两颗泪珠。大娘问：“你哭了？”我说：“不是，是激动，看见您像我娘。”大娘说：“是啊！我也有个儿子，若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此时，我才发觉大娘的眼角里边挂着泪花。大娘说罢，转身抬手抹掉眼里的泪水，回房去了。过了会工夫，大娘又回来了，手里拿着件东西，说：“给！这是你大爷年轻时穿过的条夹裤，你穿上可能合身。到了江南，雨水多，天气寒冷，你腿又不好，可以挡一挡风寒。”说着将夹裤放到了我的怀里。我有点急了，说：“大娘我不能要。”大娘问：“为什么不能？”“我们有纪律。”“你刚才不是说我像你娘嘛，哪有儿子要娘的东西犯纪律的！”我说：“像和真的不一样。我们的纪律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条裤子有多少针线啊！我要了，会犯大错误，要开除的。”大娘有些生气，但又半开玩笑的说：“开除了更好，干脆你留下来给我做儿子。”我说：“不行。我还要革命，还要过江。江南的人民还在等着我们哩！”大娘叹了口气，说：“你真是个好孩子！”说罢，拿着夹裤回房去了。晚饭后，大家都出去了。大娘又来到我身边，将两个熟鸡蛋放在了我的口袋里，说：“你腿不好，鸡蛋是壮筋骨的，吃了好有力气跑路下江南。”
4月27日，我们接到渡江的命令，去向大娘告别。老人家千叮万嘱，说不尽的离别情，送我们到门外，仍是依依难舍，最后一句话是“别忘了，到了江南来信”。
鱼跃渡江
船从宿营地出发，我们很快来到江边。先头到达等待渡江的部队早已坐满了江滩，人群看不到边。除了我们南下干部纵队，还有佩红十字标记的医务大军。负责指挥渡江的同志将我们带到了指定的地点。坐下来后，各中队开始了渡江前的动员，宣布渡江纪律，要求尊重船民风俗习惯，无论发生任何情况，都不要乱，一切听从指挥。动员结束，我们静坐江滩，放眼远眺，浩瀚的大江一望无际，天水相连。江面上远去的千帆，慢慢地变成了许多小白点，好像一群海鸥。
渡江时天色已晚，船行至江心，猛听见天空飞机嗡嗡作响，紧接着一串串炸弹丢了下来，在江中掀起了排排水柱。雪亮的照明弹，照得江面一片通明。我们的船不停的摆动。南岸的镇江城里，浓烟四起，烈焰腾空。不知有多少房屋被毁，又有多少无辜的平民丧生。这时，只听“澎”的一声，一条大鱼跳上了船头。船主当即焚香点烛，叩头跪拜，然后将大鱼放回江中。我们都明白他的心愿：他把大鱼当作了使者，请它告诉龙王，保佑我们安全渡江到达江南。
上岸后，我们的队伍开始了江南行军第一段路程。这时天空风雨交加，电闪雷鸣。我们在泥泞中行军，路上的黄泥粘住了鞋，拖住了袜，一个个成了“落汤鸡”。我心爱的黄军鞋也不见了，只剩一双光脚。大家互相一看，都笑了。
人间天堂路真长
过江之后，我们听说要路过苏州，在行军路上，大家常议论一个话题，就是如能到苏州看看就好了。可你越是心急，土地爷他越是不帮忙，好像有意在给我们开玩笑故意，把路延长。这时已是阳春四月，天气渐暖，白天行军改为了晚上行军。
这天晚饭后，中队传令，今晚行军只有十八里。同志们高兴极了，觉得到宿营地时可以好好睡一觉。走了两个小时，终于看到一个小村庄。有同志说到了，可进村问，老乡说还有十八里。中队赶紧动员鼓劲，大家又继续走了两小时。可再一问，老乡还说有十八里。这时磕睡疲劳不断袭来，大家都已跌跌撞撞，东倒西歪了，一不小心就会摔倒，但十八里还得继续走下去。当我们真正到达宿营地时，已经天亮了。后来打听才知道，原来当地老乡把凡长一点路都叫作“十八里”。当地人说我们这是“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还十八”。
南下征途上不晓得还有多少十八里在等着我们。
到了洪泽湖边，由于过江后水土不服，人也疲劳，上级照顾我们坐船。船由汽艇拖带，几条船连在一起。走了一段路，因是拖船，在过桥时不慎撞在桥墩上，船漏了。我们过江前从扬州带来的大米都弄湿了。幸而船未沉，人未伤。这真是：
六十里路分三段，叫它十八真冤枉。
战士累得直叫苦，都说“土地”太荒唐。
不走旱路走水路，谁知行船碰桥墩。
船漏米湿人无恙，只好下船步行军。
来到杭州待分配
从宜兴经湖州、武康，我们终于来到“人间天堂”——杭州。我们的驻地就在灵山门外运河边。各中队都在等待上级的分配命令，所以有可能多驻几天。
我和张凤昭等几个同志起去瞻仰了岳飞庙，又到西湖边看了武松墓。由于当时杭州刚解放没几天,治安还很乱，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很多，上级关照我们：一个人不准单独外出活动，要出去须几人同行，并带武器。这样虽然大队在杭州驻了近一星期，我们也没去多少地方。我在驻地附近作了些调查，了解一些当地的风俗民情、地理知识，以及解放前我地下党在杭的斗争情况。我了解到：地下党领导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学潮运动，闹得国民党官员惊慌失措，不得安宁；特务机关逮捕了浙大学生领袖于子三，并暗地将他杀害；还有解放前夕许多地下党员为了迎接杭州解放，保卫工厂，保卫钱江大桥，付出了他们的鲜血和生命。这些事迹激励着我们向新的工作岗位奋勇前进。
命令很快下来，我们将离开杭州城，奔向目的地——分水县。此时此刻，我心情激动，且借“诗”一首，予以表达：
天堂美景未看够，古今英雄记心间。
彻底砸烂旧社会，建设人民新政权。
不学霸王追穷寇，誓把残匪消灭完。
会师分水，南下终结
离开杭州，途经桐庐，第三天到达目的地分水县。
当地的金萧支队四大队，已于4月30日解放并接管了分水县城，5月4日成立了“金萧支队分水办事处”。项雷、李新任正副主任。他们接待了我们，并安排了食宿。目的地到了，我们松了口气，再加上饥饿与疲劳齐袭，一个个都瘫下来，光想睡觉。一阵猪肉炒竹笋的香气扑鼻而来，这是我们第一次吃到这样的好菜！那夜我们睡得很香。
5月22日，召开南北会师大会，并合影留念。紧接着就是分配工作。我被分配在二区任财粮助理员，与老班长张凤昭同志一起。我们一到区政府所在地毕浦乡，就紧张地开展工作：访贫问苦，宣传我党政策，组织农会，废除保甲制度，建设乡村新政权。剿匪工作首战告捷，一举全歼威胁我区的顽匪13人。各界人士欢欣鼓舞，年轻知识分子特别是小学教师，主动前来帮助我们工作。在群众的支持下，我们二区的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完成得很好。我负责的粮食工作也全面完成，征集到了七万多斤粮食，有效地保证了党政军机关和野战军剿匪部队的供给。即使在六、七月土匪活动最猖撅的日子，分水县也没有缺过饭吃。我们二区不仅吃饭没问题，人也无一伤亡。
怀念战友金殿佑
想起了粮食，就想起了金殿佑。他是为押运粮食而牺牲的。
粮食是敌我争夺的战略物资。我们有了它，就能保证野战军的供给，剿灭土匪，巩固新政权。敌人破坏征粮运粮，就是想断绝我们的粮源，饿死我们，逼走我们，夺回政权，恢复他们的统治。粮食就是当时我们与敌人斗争的焦点。
我们征集粮食是靠区委、区政府的全体干部（只有七个人）去发动全区的群众。那时我们的乡村政权尚未建立，暂时还要利用伪乡保长。他们对征粮的态度是应付、拖延，想尽一切办法叫你拿不到粮食，有的甚至是破坏，如交变质粮、掺大石头等等。我们经过一番艰苦斗争，才把粮食征到手。数万斤粮食征集起来后，保管运输却有很多困难。为保管好这批粮食，防止土匪破坏，晚上我就睡在粮库。
1949年6月中旬的一天，我接到县粮食局电话，要我区支援专署数万斤粮食。由于数量较大，县里问我是否困难。我说没有，只请求县里帮忙解决一部分运粮船只。我也抓紧组织了五十余条民船，开始装船。
金殿佑就是这时来的。他是专署的粮株员，负责这次粮食的接收、押运。他才十八岁，很年轻，也是南下的。我带他验完船，回到区政府。当晚我俩同床而卧，长谈一夜。他讲到了专区机关所在地土匪活动猖撅，征粮困难，机关上千人已有好几天只喝稀饭，很快就要断炊......
第二天，我送金殿佑到分水江边。临行前，我发现他带的是“枪牌”稽子，便称赞了一句。金说就是没有子弹，枪里的几粒子弹还不知能否打响。我便把我的六粒崭新的手枪子弹给了他。金激动得又是握手又是敬礼像个孩子。
第二天晚上，噩耗传来：粮船在七里陇遭土匪劫击金殿佑同志壮烈牺牲......
我几乎痛哭失声。年仅十八岁的金殿佑是为千百个干部和战士的吃饭而死的，和其他烈士一样，他们都是为人民而死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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