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上级决定谭启龙、杨思一调出先纵，专负筹备接收浙江责任，并成立了浙江省准备委员会。工作很紧张。朱人俊等被调回，搞调研室工作，研究（浙江）接收问题。
朱人俊日记摘录：
接收问题
我们归纳几个新解放城市的接管问题的发展，大体经过三个过程，即接管、恢复及改造。但内部接管情况的不同，主观努力的不一，再加城市的集中特点，各项工作发展的不平衡，往往某一工作巳进入到发动群众初步改造的阶段，而某一工作还停止在接管或恢复过程。
同时各项工作发展是有它的一贯性与客观性的，完全机械地划分三阶段是不妥当的，我们现在仅是为了参考上的便利，大体上就三个过程中比较协助接触的问题提出来，同时收集若干地区的经验与若干指示，供大家参考。
第一阶段：
接管，结束混乱，建立新的革命秩序阶段。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反革命政权死亡与革命政权新生的突变阶段，变化的形势大概有：
1、北平式的，完整接收。
2、天津、济南式，围歼敌人，战役接收。
3、徐州式的，敌人撤退，我们入城收拾残局。
4、合肥式的，敌人撤逃，地方派维持，等待接收。
北平式最完整，其次是合肥式，还能保持部分或大部分完整、天津徐州式的都很难免遭受不少破坏，引起很大混乱。但不问那种形式，正因为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革命，在客观上破坏和混乱是不能避免的。只有主观上加紧努力，才能使破坏和混乱缩小到最低限度。
混乱和破坏的来源，往往来自下列方面：1、来自敌人方面。由于敌人的主动破坏 ，象徐州，炸弹药库、带走各部门人员、布置地下破坏活动、造谣、勾结土匪、号召贫民抢东西等。2、来自游兵散勇惯匪劫贼城乡贫民。象徐州哄抢物资。3、来自我们内部，由于政策教育、纪律教育组织准备不充分，形成自相纷扰......
扬州经验，部队入城地方工作同志（军管会等）三天后入城，当时组织群众思想全城治安等都很混乱。
从此时（即1949年4月）起，我和肖冰同志也被调到调研室工作，布置我们专门负责收集杭州有关资料，预备给进城的部队作参考。那时我们已经走过南京，快到高淳了。蒋军逃得太快，我们追都追不上。我们每到一地，就跑到村公所、县政府里去找报纸资料，把上面有关杭州的情况摘下来，记到小本子上。包括政府机构名称、所在地，企业名称、地址、公共建筑、名胜古迹、等等，记了满满一本，叫《杭州市概况》，发给进城部队的营以上干部。快走到湖州时，解放杭州的23军接到命令要过江追击蒋匪，催我们快去。杨思一就弄来10部大卡车，速速将我们运到杭州。
另一路走镇江扬州的，也是沿途了解民情物价，抓紧编制各种规章条例，为接管做准备。这时朱人俊是秘书处长，先制订了《军管会办公制度》和《军管会组织条例》。
朱人俊日记摘录：
四月二十二曰画一杭州市区图注明机关名称。
订正军管会组织条例。
杭（州）市概况补充，送审后付印。
办公制度提出意见后送谭洪。
电台工作太忙耳机已坏。
四月二十五曰
南京于二十三日解放，太原于二十四日解放，上海今曰传亦解放。
军管会组织何时讨论。
各种布告是否付印何时讨论。
秘书处组织。
四月二十七日
扬州物价：猪肉六千米每斗二万八千（中），柴每担二万八千，电费每度六千六百，洋油九千六百，次等青菜每斤250元，白报纸每令49万元，戏院票价四千元，军人二千元。
四月二十九曰
缜江猪肉一万元伪中十万元，米每斗三十万元，互油一万二千元，伪中十二万元。
今晚居然巳到镇江，多年向往的长江，今天巳是过来了。
五月七曰
准备开各部秘书会议。
宝善桥大昌仓库存有配尼西林。
当时，杭州地下党也做了大量工作，保住了钱江大桥和市内主要建筑和工厂。
我现在回想，这段时间我们党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是执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着眼于尽快恢复生产生活，恢复城市功能，尽可能团结大多数，尽量不采取过激行动。所以，在城市接管和管理恢复过程中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拥护，较快地恢复了城市功能。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
5月4日，浙江省委正式成立。书记谭震林，副书记谭启龙。委员：王建安、吉洛（姬鹏飞）、杨思一、沙文汉、林枫、龙跃、汪道涵。
5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谭震林担任军管会主任，谭启龙同志是副主任。下设军事、政务、文教、公安、工业、联络处、秘书处。朱人俊先任秘书处长，后来任交通处长，王平夷任劳动处长，我（田井）去了妇联工作。
①本文系南下干部朱人俊和田丼的女儿朱抗美提供，文稿由朱抗美根据父亲朱人俊的日记、笔记和母亲田井的口述综合整理而成，文章叙述者：田井。
②朱人俊，上海南汇人。南下前，曾任浙东区委敌工委书记、三野一纵直属炮兵团政委、先遣纵队一支队干部队政委等。南下后，曾任浙江省交通厅副厅长、党组书记等。
③田井，安徽歙县人，南下前，曾任华野一纵队政治部协理员等。南下后，曾任杭州市妇联秘书长、党组书记，省妇联党组成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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