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人俊田井回忆杭州解放前夕的接管准备(上篇)

Admin 发表于2016-02-27 12:43:24
1948年5月,先遣纵队一支队组建于河南襥阳,正式命名为“江南游击纵队”,纵队党委命名为“东南工委”,工委书记谭启龙,副书记李步新。纵队司令员孙仲德(在长江边坚持斗争),政委谭启龙,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步新,政治部副主任宋日昌。下辖一、四、七三个支队。一支队支队长刘亨云,刘在七月份负伤后,由谢忠良继任,政委杨思一,还有随军南下的江南籍或原在江南工作的地、县、区级各地方干部,组成3个干部队。一支队干部队政委朱人俊,队长戚明渠,政指王平夷,副队长荆子刚。下分三个排,一排是军事队,排长陈安裕(羽),二、三两排都是地方干部,二排长陈成刚,三排长傅志平。排长以上组成支部委员会,全队党员占百分之七十以上。总任务是全部安全胜利到达目的地,发展江南五省游击战争,迎接主力南下,配合全国胜利。
1949年I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沿平汉、津浦铁路大举南下,先遣纵队在南下过程中也改变原来的打游击开辟根据地意图,担负起解放沿途城市的任务。当时我(田井)和肖冰(王平夷爱人)同志从淮海战场下来后即调来先遣纵队一支队南下干部队工作。第一站,是解放合肥。对先纵来说,这是我们第一次进人大城市。那时国民党还在积极顽抗,积极部署长江防线,叫嚣要和共军在此决一死战,吹嘘这是东方的“马其诺”防线。合肥的解放,是在准备渡江作战的形势下进行的。一边接管,一边在巢湖准备过江,战况也很紧张。
一、接管合肥
合肥和平解放后,1949年I月22日上午,华野先遣纵队及支队部进入合肥城。合肥军管会组成成员孙仲德主任、宋日昌管工业,朱人俊先任秘书处长后任交通处长,王平夷任劳动处长。从朱人俊在那段时间的
部分日记可以看出,我们在那短短几个月的接管工作中考虑了不少问题。可以说,那也是我们接管杭州准备工作的前奏。
朱人俊日记摘录:
一月二十二曰
今曰上午八时进合肥城。
做了几天城市工作,在思想上明确了若干问题:
1、城市长期利益与满足军队要求冲突很大,这次两个思想的矛盾表现得很普遍。军队看见电话局就要总机要单机,看见医院就要药品器材,看见电报局要电台,看见公路局要汽油汽车,而城市缺少这些东西,也就难成其为城市。
2、城市是要动的,交通、戏院、工商业,一动就什么问题都好解决。军队供给、贫民生计、职工出路,都有办法。一停顿城市就变成一个累赘。城市是一只鸡,我们的需要是蛋,只有喂肥了鸡,才能源源取蛋,光顾我们自己的需要,不顾城市的活动,这就是杀鸡取蛋。
3、城市工作的作风还是必须吸收资产阶级的正规的制度手续公文、分工、健全的机关工作,而反对游击习气,手工业方式。一切工作都藏在几个人脑子里,别人无法接手,无从查考。
二月一曰
昨天铁路工作小组作简单总结,虽然工作时间短,总结也极简单,但也摸索到一些规律。
一般铁路员工的思想变化,可分三个阶段:
1、对我怀疑恐惧,带有敌视情绪的阶段。主要因素是怕我们停办或破坏这个事业或是虽办而不用他们,或是虽用而不及国民党优越。由于对这一个问题最关心,因此,对有关这一问题的两方面宣传都是以神经过敏的心情将信将疑,基本上留下的员工对国民党的大势巳去,已不有依靠国民党的幻想,但是不是能依靠我们呢?则是怀疑恐惧,唯恐我们不用。
初期在宣传上,不能针对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或是对他们最关心的事业、人员不表示明确留去态度,不采取有力措施,甚至某些地方增加他们怀疑,像接收物资、封存器材、听任破坏、不理不睐等,则他们的怀疑恐惧情绪,始终不能信任。
2、安心工作,承认我们是老板,以工人对待资本家的态度对待我们,同国民党老板作种种比较,那些认为比旧的老板满意办法好,则积极性更为高,那些认为比旧的要不精明的,则互相包庇、调皮,那些认为比旧的要不如,则积极性不高。但基本上情绪是高的。像失业的人找到了职业一样,而且我们是胜利的,是前进的,工人的情绪更容易传染。
这一情绪的转变最显著的是淮南路矿管委会的布告,宣布了原职原薪等具体规定,以后就普遍安心的。
3、从安心为共产党工作,提高为自觉为事业奋斗,把事业看成为自己的事情。
思想变化一般要经过三个阶段。接收工作只能做到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则是属于改造工作。接收工作是否真正完成任务,就要看员工的思想是否从对我敌视,转变为安心为我工作做标准。能够做到这一点,则不仅器材能为我有,技术亦能为我所用,整个工作都可顺利进行。反之,则即使能接到器材,就不易接受到人才,能接受人才,亦是被迫为我所用,不肯拿出本领,工作进行困难重重。
因此在接收工作上,不应以器材作重点,而应以人心作重点,这是在这一次总结中才明确了的。
在接收工作上,第一是了解工作了解这一事业的全盘概况。历史沿革,从而进一步了解一般员工的最关心的问题。对我的态度要求只有了解了这些才能作出许多针对他们最关心问题的具体措施。
第二是宣传工作,这一次宣传工作上,主要有两个偏向:I)一般的宣传没有重点,而且避开对方最关心的问题,多谈一般的东西。容易犯教条倾向。把农村的东西不适合对职工宣传的东西,也搬出来。2)要求太高,跳过了承认共产党作老板阶段,去宣传自觉为事业奋斗。工人做主人等等。这种宣传往往使人认为是理想、是骗人的,甚至引起反作用。如:A、极端民主倾向,对我使用旧职员不满。B、刺激职员恐惧。
宣传应明确目的,以员工最关心的问题为重点,联系其他的怀疑恐惧,国民党影响,再进行许多基本教育。
第三、明确表示态度:
对他们的机构器材,尽量爱护不动,人员生活尽量维持,是保存他们事业的初步具体表示。
使用他们的高级职员,是不仅表示恢复事业,还要使用他们的第二步表示。使用高级职员的意义并不在技术上少不了他们,或是他有群众拥护,主要是政治影响。高级职员都能使用,其他人更可安心。
普遍宣布原职原薪,则更使个人安心于自己的前途。
整理组织,发给新委令,确定适当的薪金,则更可提高责任心。
第四、接收人员的修养,接收人员时刻不能忘记自己是代表党的,因此:
A、要认真负责。多听少讲,注意弄清问题事实,
轻说者寡信,不随便答应人家,答应了要做得到。不要讲自己身份以外的话,讲话负责任。
B、要诚恳大方,不鬼鬼祟祟,背了人乱翻东西,东张西望、背人探听隐私,不小里小气贪小便宜,看见小本子往袋里塞。人家吃好东西想揩油。
C、要严肃而又能随和,经得起各种声色利诱、马屁钻营,而不动摇立场,但同时又不矫枉过正不近人情,拒人千里、盛气凌人、骄横跋扈。
第五、接收人员的条件,要像一个党的代表,因此必须:
A、要代表一定的身份。
B、要有正式的公文手续介绍。
C、要有一定的职权能解决问题。
第六、接收工作必须注意公文手续工作,一切都有根据,否则就不郑重。
第七、领导权问题。
在使用旧职员问题上,左的倾向是不敢要,右的倾向是一切都依赖旧职员。旧高级职员的应该使用不仅是技术意义、业务意义,同时在政治意义上亦有两点:1)使用高级职员可以安定人心,表示我恢复事业任用旧人的政策。2)敢于留下的事业机关中的高级职员,都有其事业心,有和我们长期工作,在工作中提高改造的可能。因此应该使用旧职员,包括高级职员在内。但必须掌握领导权。一般对维持现状范围的职权,应该放手给高级职员,超出这个范围,像此次的发救济金,特别是整理组织、任免人员,则必须经过我们研究商讨,然后交他一定的权力。领导权的问题不抓紧或是者会造成跋扈难驯,扩大他的影响,打击我们的影响,或者事后去干涉,又会使他认为有职无权事事制肘。
从认识我们是老板,到变为是自己的事业,这个思想变化,一般要属于巩固改造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要注意的问题:
第一、依靠什么力量达到这一变化,是依靠高级职员呢?还是依靠工人呢?无疑要依靠工人,只有工人才最容易得到这一种自觉。其次专门技术人员、下级职员、最后才是高级职员。
第二、用什么方法?最重要的是开展民主,从工会运动到技术民主、事业民主,建立一套民主制度。
第三、我们的干部除了做工会工作以外,行政上应该有一定名义职权的、主要负责的干部,其作用不是为了监视,而是为了开展民主、克服困难。对于同级以及上级旧职员,都要有诚恳爱护改造的热情,对于发动群众力量,不是造成上下对立,反对上级,而是上下一致,帮助上级完成任务。
二月三日
对城乡学校教育的阶级路线问题,有一种意见,认为维持旧的学校教育,是一种非阶级路线,是人力物力的浪费。因为教育对象是非工农的剥削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教育内容是旧的文化技术内容。我想这一个方针是不适合的,学校教育中的阶级路线,首先应该是学校教育中的领导权,使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是为无产阶级服务,还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问题。由于教员一般是清寒的知识分子,学生是比较纯洁的青年,这种改造是可能的。由于政权是我们的,只要他们政治上不反动,则其文化与技术的内容都为工业化建设所必须,不完全是旧内容。对于这种知识分子,在今后新民主建设中,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因此首先对学校教育不是办不办的问题,而是如何掌握领导权的问题。几后在这一基础上为广大的工农子弟贫寒青年开门,并不断的改造其不适合的内容为更前进的内容。
认为城市学校教育可以停办或少办的意见,主要是抗曰时期教育方针与土改学习中阶级情感的影响,是左的表现,右的本质。
二月二十三曰
陈伯达同志的不要打乱企业机构和蚌埠宣传口号中
所提高对交通(旧职员)积极教育工作的方针,说明我们在合肥的摸索,有其正确的地方,使我更相信党的政策方针是从实际出发,是从当前条件下群众的最大利益出发的,也就是党的利益与群众利益的一致性,从全局和远大眼光考虑以后的群众最大利益,也就是党的最大利益。
在接收工作中的另一个重要经验是接收档案,档案要比金子重要。这在我们这次工作中巳经证明,但还未为大家重视。
在恢复交通中开始是由于军事需要所推动,因为军用。而加速恢复交通的速度和强度,这是很好的,也是战争情况下的必然规律。但要是仅仅为了军用而恢复交通,则将产生恶果。因为军用只能对交通起消耗作用,只注意军用而(不)注意民用,首先将使员工情绪起消极影响,同时只有消耗没有收入就将影响事业的继续和发展。以及器材的的补充修理,妨碍企业的正常化,使事业萎缩以至最后也将直接影响于军用。同时交通是城市的动脉,交通不能为人民所用,就等于血脉的硬化,将直接影响到城市的萎缩,使城市不能为我们服务,反成为我们负担。应该尽力争取交通事业的正常和扩大来加强为军事服务的效率和城市的繁荣,这才是根本的办法。交通事业的军用与民用之间的矛盾,应该以恢复民用来加强军用作为统一,这一问题可以作为政策问题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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