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秋季，渤海区党委在惠民县召开全地区组织部长会议，会议持续半个月左右。二十几位组织部长住在一个平房。当时我得了肺病，请假去医院治病去了。回来后，我经询问得知会议相关内容：要做好解放全国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各级领导班子要配两套人马。另外一次，我在渤海区党校学习，区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刘格平讲了一个形势报告，其中讲了全国解放，要做好南下的思想准备，并要求无条件服从。宣传部长王力、副部长陈方（音译）传达了一个关于毛主席讲话的文件。
1948年秋季，淮海战役结束后，我回到禹城，担任区委组织科长。1949年2月份，禹城县委召开干部大会，县委书记做了关于南下的动员报告。当时采取自愿报名的形式，经县里批准才能南下。报名的人很多，共一百四五十个。春节期间干部回家与亲人告别，但有几十名同志舍不得离开亲人和家乡，或者是担心此次有去无回，就没有回来参与南下。因为当时南方并未解放，我们以为去打游击战去了，后来没想到顺利的到了杭州。在南下的过程中，我们充分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走了1200里路到达杭州。
山东分局当时有三个区党委，分别是胶东、渤海和鲁中南。渤海区当时下辖40多个县。南下时渤海区是三支队，下边有4个大队，一个地委为一个大队。整个山东称山东南下纵队。县一级的为中队。中队下一级为班。南下后确定我为区长，我们的区委书记即班长，叫李岫生。我是区长也是副班长。班长和副班长就是区委书记和区长。禹城中队当时南下共123个人，其中93人是干部，其他为通讯员、炊事员和战士等。实际到杭州不到100人，其中区级以上的干部没有减员现象。南下过程中也有极个别同志因家乡情结太重而逃回老家，减员的原因主要是部分同志家乡观念太重。到了沙沟以后条件特别艰苦，这也是部分同志逃掉的原因。后来他们都受到了党的惩罚。有的大队是跟部队编排一块儿的，有的不是。编排一块儿的大队是因为需要做支前工作。但整个行动是尾随部队而行进的，不能脱离部队。
我们这个大队共有1000人左右。渤海区南下干部多数到杭州来工作，还有部分到上海工作。我们是到了苏州以后才明确目的地是杭州，因为要根据当时战争形势的变化来调整南下安排。杭州比上海先解放，所以先到了杭州。南下过程中，区级以上的干部可配备武器。当时南下干部多为脱产干部，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公务员。我们禹城南下有7个队委，邱强是队委书记，县长是张振华，组织部长刘少文，宣传部长张天成，公安局长刘中元，还有两个是王传秀和刘秋声。目前在世的只有邱强一人。区长和区委书记共20个人左右，我和王自谦是其中两个。1949年5月10日，我们与当地打游击的同志在大世界（现为东坡剧院）开了一个会师大会，参会的有谭震林、谭启龙等。
来杭之后，我一开始被分配到一个企业。我们一个军代表小组接收的这个厂。组长是善爱群，他后来担任区委委员。老组长是德州来的，后来逃了回去。后来我去了海宁港，我们四五个人为一组在港工会工作了两三个月。回杭州后在浙江省的一个局担任工会负责人。后来我又去了市劳保部担任科长。当时有三个科长，李栋（安徽人）、王建华和我，劳保部部长是张凤祥。几个月后我去省委党校学习了一个多月。当时谭震林和省农村工作部部长给我们做了报告。之后去余姚进行土改工作，当时担任土改队队长，在那里工作了一年。1951年7月I日回到杭州。回杭后，又到反革命财产管理处工作。
①本文系作者在2012年6月6日在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召开的“山东南下干部入杭”党史座谈会上的发言。文稿根据录音整理，并经本人审阅。文稿整理人：毛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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