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1949年正月出发的，那时没有火车，全靠走，坐了一段火车也是闷罐车。在路上，经常要学习政治文件、人城政策等。当时，发两套军装，一套绿、一套黄。从镇江渡江，要求轻装过来，一人一袋小米，还有锅饼。渡江时，江上风大浪大，头上经常有国民党的飞机飞过，江浙很多地方还在打仗。
我们原来是准备到上海去的。当时上海还没解放，杭州先解放，所以就到杭州来了。到杭州后，我们去接管笕桥，叫军代表。那时笕桥区人口不多，但面积很大，从笕桥飞机场后面到四季青乡，一堡到九堡一带原来都是笕桥的，后来划小了。
我们刚到笕桥，没有房子，是住旅馆里的。那时的群众受国民党宣传的欺骗，很多人都跑了。我们到了，不能住居民家，都住在外面。
那时舟山定海没有解放，时常还有飞机来轰炸笕桥机场。特务也蛮多，一到晚上，就从半山过来，在区政府周围活动。特务知道我们很多人都带枪，好几次都不敢动。抓捕特务是我们那时的一项任务。晚饭后男同志就去埋伏打特务，我们几个女同志在家里，要出去的时候，最少要两个人结伴才能出去。笕桥农村络麻地很多，路边都是很尚的络麻，阴森森的根本看不到人。我们一名小通讯员去送信，遭特务埋伏，牺牲了，尸首都没找到。特务很狡猾，但是南下的同志更厉害，我们对付得了。
那个时候，我们还做群众工作，做老百姓的工作，开展减租减息、征粮、土地改革等。刚开始就是为了巩固新生政权，我们把国民党的区长、要债的、敲诈勒索的都抓起来，开群众大会，让群众诉苦，发动群众来斗争、批判。对于罪大恶极的，申报区长审批，然后下令执行枪决。
我们从北方到南方，有许多方面不是很适应，特别是我们刚来笕桥的时候人生地不熟，讲话都不懂，语言不通是个问题，笕桥人讲话我们听不懂，我们的话当地人也不懂。怎么办？只能是与群众多接触，通过挨家挨户去做宣传工作，慢慢地了解一些风俗习惯，时间长了，与群众熟悉起来了，大家的讲话就都能懂了。当时，群众没有粮食吃，晚上，我们就给群众送米送东西，然后再做工作。有件事我印象比较深，我们两个女同志去给一位老乡治病，每天去上药，感动得那个老乡眼泪水也掉下来了。
笕桥刚解放时，原来的保甲制度还存在，保有保干事，甲有甲长，一个甲由几户人家组成。当地的保干事没跑，为我们工作，我们向群众宣传，有时候讲十句也不如保干事去讲一句。但他们和我们不一样，他们胆子小，国民党飞机来了，他们都钻到桌子底下去了。
那时，笕桥的老百姓以种蔬菜和络麻为主，水稻很少，络麻无边无际、看不到边。我们根据当地情况，通过做好络麻收购工作，开展征粮、减租减息的工作。
到了南方，许多生活习惯也不一样。电风扇开了，我们不知道怎么关，不懂。说难听点，女同志上厕所都没办法，有个男同志蹲在马桶上，一急，裤子也撕开了，出的笑话多了。
笕桥区的第一任书记是张星文，在这里呆了没多长时间就调到东北钢材厂，后来又调到北京外办去了，后来就不知道了。区长是李耕耘，后来是西湖区区委书记。当时和我一起南下到笕桥的还有李兰祥、薛德臣、王清荣和他丈夫邹荣一起南下到笕桥的，邹荣后去市委宣传部工作。当时，南下的女同志要求是没有孩子、没有怀孕的。
我们在笕桥区，跟江干区、艮山区的同志开会时常常碰面。当时做妇女工作的没几个人，后来才慢慢多起来的。我后来先后又调到郊区党委办事处、江干区。我当时没学过文化，1953年组织上安排我到六和塔那边读书，学习三年，相当于初中毕业。60年代，在江干区委组织部担任过副部长。之后一直在区妇联工作。
①本文系作者2012年5月31日接受中共杭州市江干区委党史研究室李军、毛展宏、张杭平、李航，江干区委老干部局王红梅访问时的谈话。文稿根据录音整理，并经本人审阅。文稿整理人：戴斯容、陈洁。
②田秀兰，山东德平人，南下后先后担任笕桥、江干区妇联主任、江干区委组织部副部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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