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最大的困难是语言和气候。来杭初，每天都要深人群众，了解情况，但是语言听不懂。我们同群众座谈，姚鹏飞给我翻译。还有就是雨季，天天下雨，北方人不习惯。有两个同志得了重感冒，不能下去工作，我关照炊事员做两个病号饭，就是一碗面条和一个鸡蛋，后来这两个人走了，找不到了。为这个事，孙文成专门在区里开会，批评了这两个同志。
那个时候比较困难，都是穿着布鞋，天天出去深入群众了解情况。两个人一把雨伞，大家都是供给制，办公费很少的，一个月三块钱，发几块钱买香烟、牙刷的费用。我分配到下城区政府担任总务。那个时候人员少，总务就是做会计、出纳。我跟孙晓泉联系的比较多，感情深，他那个时候担任下城区的秘书，有时候晚饭后，他就叫着我：“老任，咱们下去”。那时候留用了一批老干事，不然下城区十几万人怎么开展工作呢。我们到干事家里去，谈谈，了解情况，孙晓泉的工作很深人，我就陪着他一道下去，我们花几个晚上了解情况。后来他调到文教局去了，担任秘书。
区政府在忠清巷没有多久，就搬到王马巷里面的白衣寺，那里比较宽一点，和公安局分开。搬到白衣寺不久，下城区政府改组，改成下城区公所了，这大概是1950年。工业都划到市里了，区公所主要管民政、拥军优属、救灾，成立市民消费合作社。后来区政府又搬到豆腐巷，那个地方本来是市妇联的临时地点，据说毛主席的第二个夫人贺子珍还在那里待过一段时间。区公所搬到豆腐巷里以后，在编人员主要是杨雪岩，他是区长，另外财经助理、文艺助理、民政助理，还有组织干事，我是财经助理，张运鹏是文教助理。人员少了，伙食方面，就叫一个炊事员办理了。民政助理是浙大毕业的，他不是南下的，是个博士，也是1949年到下城区的，下边都是各干事，都驻在派出所，叫民政办事员。我还要负责居民消费合作社。下城区那个时候有10个派出所，10个街道，每个街道要组织一个居民合作社，还有烈军属福利社。后来因为我是总务，要下去，所以又调来了一个会计，是商业学校毕业的，一个女同志，后来调出去了。后来区公所又撤销了，并到下城区公安分局。杨雪岩区长到民政局去了，民政局那时候叫民政科，担任科长去了。我和浙大毕业的那个调到市军管会民政部去了。那个时候城市管理工作，是一步步地摸索前进，情况很复杂，分局还有一个警卫排。我组织过劝募寒衣，我记得第一次劝募寒衣，我组织了一个劝募小组，组织一些社会上比较有名的人士，在六公园市政府那个地方召开大会进行宣传，民政局长冯萌东主持大会。他讲话很明确的说，这是一个政治任务，是突发性的，大家要克服困难，而且时间短促，想尽办法，相信大家一定会积极努力。这个会开了以后，公安局又开了一个会，这个会是邓鄂主持的，我们参加会议。后来完成任务了，表扬了一部分对劝募寒衣有贡献的同志，江华同志颁发了奖状，进行精神鼓励，我还得了一个奖状。
1952年下半年又建下城区政府，区政府在法院路，区长是杨景川，我调到文教科。那时候文化教育都是一道的，不像现在是文化局、教育局分开的。那个时候文教科人很少，只有三四个人，下边还有几个搞社会教育的同志。文教科就管小学，并以社教为主，业务上还是市文教局管的。社教就是社会教育，那个时候文盲还是很多的。
文教科负责人一个月参加一次区务会议，汇报上个月的工作，安排下个月的工作。再一个是小学的卫生工作，下城区卫生所负责人每次去检查卫生都拉着我，说小学的卫生归文教科管。那个时候小学经费比较困难，办公费很少。有个小学在所在巷子里有一口铜钟，这个铜钟是当地居民解放前捐献的，上面都有捐募人的名字。小学经费困难，想把铜钟卖掉，打报告给文教科，文教科就要提出处理意见，我想这个东西不能卖，卖的话也要经过当地居委会商量同意以后才能卖。我提了这么个意见，再交给区里。当时区里把我这个意见否定了，同意学校卖。结果就卖了。当地群众知道了，跟学校闹起来了，最后没卖成。这个事情在整风的时候我提了意见，我说：“处理事情的时候，要先了解实际情况，像这个事情就是影响群众与学校的关系。”后来把我划成内右了，把我调到下面运输队，搞财务，开票，收款。
“文化大革命”时期，运输队有个造反派头头带领一部分人组织红色战斗队，他要向造反派发钞票，到工商银行强行提款，搞经济主义。我给他贴了大字报，我说你这是搞经济主义，这不是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没有这样的指示。结果我又被打成“反革命”，在马路上搞运输，劳动。但我相信党的政策，认为这个错误总会更正的。下城区区长陈金爱同志，他对我很了解，他将我由运输队调到水泥厂，在保俶路的一个小巷子里。后来那个水泥厂也关闭了，因为粉尘大，碎石机声音很大，晚上也干活，老百姓休息不好，又污染环境。水泥厂关闭后，我又调到直流电机厂，厂书记是个转业军人，他让我担任生产部长，我提的建议，他都能采纳。1978年，因我小女儿在黑龙江兵团下去八年了，市里出了一个顶职的政策，我就提前退休了。我退休的时候，是五十三岁。退休后，我又协助城站街道办了一个民办小工厂，后来和离休干部王金水又办了一个武林美术业余学校。我还协助省土地局南下的同学，办了统计函授学院。1984年，我享受了离休待遇。市领导、市老干部局、街道、社区党委对我们老同志都非常关心，非常照顾。
最后说一句，华东大学1951年就撤销了，并到山东大学，我们的同学录写的就是山大旅杭同学。
①本文系作者2013年7月I日接受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毛雷访问时的谈话。文稿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文稿整理人：毛雷。
②任育，山东平原人，南下后曾任职于杭州市下城区政府文教科。
浏览：873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