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开学不久后淮海战役打响了。淮海战役胜利后，中央军委、朱德总司令发表文告，要打过长江去，活捉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党号召我们，解放全中国，解放大江南，结束伪政权，需要大批的干部，号召有志青年，积极参军南下。华大的同学积极响应，一批同学报名了，我也报名了。我是教育学院的，教育学院报名的不少于几十个人，那时候报名南下，要“过五关斩六将”，因为有的同学就被家里拦住了，不准南下。当时南下结过婚的只有一小部分人，我们组就只有我和另一个冋学是结婚了的。南下队伍叫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纵队下面有支队，支队下面是大队，大队下面是中队。我们大队的政委叫谷扩如，大队长叫周航，我所在的青年大队第三中队，中队长叫丁经武，后来当过市委组织部长。我是第五组的组长。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不仅有山东人，也有河北的，老解放区的，乡镇干部抽调的，一个中队有一两百人。华东大学的队伍是青年大队，以华大的青年学生为主，另外还有济南的几个学校，军政大学、白求恩医学院、山东水利学院。青年大队的干事、干部都是地方抽的老干部。
1949年2月22日，青年大队从济南出发。出发的时候，上级没有说到哪里。我们就先从济南车站坐运货火车到连云港。坐火车的时间很短，火车也开的很慢。下车后没进城，直接就步行了。基本上是沿着运河，经淮安，在淮安郊区住了几天。淮安有个胯下桥，我们去看了看。我南下的时候就是带了一条小被子，几件衣服当枕头。后来发了个米袋，装有十几斤米。蒋介石搞坚壁清野，搞反宣传，老百姓都逃走了，所以我们都带着口粮。我们行军时，一开始是便装，后来在江北一个村子里发了军装、布鞋。军装一共发了两套，一套是粗布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一套是洋布的。我们2月出发，4月到江北。在路上的两个多月，基本上都是夜行军。因为白天有国民党飞机，所以晚上行军安全。我们是跟在军队后面走的，路上没有筹粮的任务。我们是学生，整天就学习革命理论、政策。行军一路走走停停，边走边学习。有的村庄待的时间比较长，有的比较短。白天住在老百姓家里，学习文件。我记得有刘少奇、陈伯达写的一些文稿，内容大概就是讲入城以后，首先要把眼睛放在生产上，恢复生产。那时，国民党败退，工人都失业，民生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印象很深。我们还要学习政策，如怎么安置和留用人员，要利用他们帮助我们工作等。华大学生都比较活泼，我们组织了青年合唱团和话剧队，我们在江苏省镇江南边的黄四村住了十几天，给老百姓演戏。南下过程中，我们在村子里住下，有一个同学接到家里来信，说家里老人不在了。他回去办丧事，处理好事情然后又回来了。我们很注意群众纪律，南下时住在村里，每天给老百姓打扫院子，挑水，那时候是睡稻草的，走的时候都要打扫干净，后来走的时候我们排好队，都有检查组去老百姓家里检查，有没有打扫干净。走的时候，房东的姑娘端出来一碗东西，说请你们吃这个，是一碗爆米花泡开水，我们一人喝一口。走的时候老百姓都站在房顶上朝我们招手，感情深，我们八项注意做得好，不要群众一针一线的。
大军渡江后，我们也过江到镇江。当时天下大雨，队伍在镇江停了一段时间。我得了急性关节炎，疼的厉害，没办法找了个竹竿，拄着走。我和一些女同学就掉队了，前面队伍走了半个钟头就停下来等一等，等我们赶上队伍了，队伍又开始走。我就说到前面那个村子里会合，我一个人就拄着拐杖走。同学们那个时候的互助精神是很好的，同学帮着背背包。有一个晚上过铁路，铁路下面哗哗地流水，我是高度近视，看不清，就摸摸索索的爬过枕木。有的女同学也是爬过去的。又遇到天旱，没有水，池塘都干了。看到个臭水沟，没办法就用那个水烧饭，饭都是臭的。南下的女同志占十分之一，我那个组十个人有四个女同志，但是有的组没有女同志。直到离杭州不远了，大家才都坐上船。
1949年5月9日，我们到了杭州拱宸桥。
到杭州以后，我分到了市军管会政务部，政务部设在六公园。政务部华大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我，还有一个是张运鹏。我们在那里住了几个晚上，睡在地板上，吃饭到对面原国民党市政府食堂。之后政务部在原《东南日报》大楼的大厅里，宣布分配名单。我分到了下城区政府。区委书记孙文成、副书记邱强、区长杨雪岩，还有孙晓泉、张运鹏等，他们都是山东南下的。还有个地下党同志姚鹏飞。第一任下城区政府设在忠清巷，下城区公安局也在那里，局长是山东南下的梁自修。还有丁兴堂，是孙文成的夫人，他们夫妻一起南下的，那个时候她还怀着孕，在杭州生的第一个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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