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充分估计到预审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听取前段工作介绍，研究材料，熟悉案情，认真做好准备。12名案犯，大体分三类：
一类是基本认罪，或通过预审能够认罪的，如王洪文、陈伯达；
一类是基本认错，通过预审可以交代一些事实，但不认罪的，如姚文元；
一类是拒不认罪的，如江青、张春桥。
前一类占多数。我们既从集团案考虑，又区别不同对象，采取对策。决定战役上打总体战，战术上抓重点、选弱点，四条腿争取打断它一两条，分化瓦解，四面包抄，解决战斗。
篡党夺权、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是江青一伙罪行的主要部分。
在预审前，多数先找案犯谈话，打侦察战，摸思想动向。王洪文，是靠打砸抢起家，政治资本少，是这个集团的薄弱环节，较易突破。他开始交代问题，避重就轻，经过教育，出示证据，晓以利害，逐步认罪，表示愿意揭发江、张等人的罪行，争取立功赎罪。我们还让他面对面地揭发了张春桥，从而基本达到了四条腿打断一条的目的。
姚文元，一再表示“要争取有个好的结果”，交代了一些事实，但坚持路线错误的防线。我们就适当地让他多讲，从中发现线索，扩大战果，揭他的罪行。
在预审中，原则上着重围绕江、张两主犯，从抓个人罪入手。抓住个人罪，拖出了集团罪。不打无准备之仗，不侥幸图胜，从难从严要求。每次审讯，都事先制定预审提纲，把取得的罪证材料或准备提问的问题，编成措词严密、明确、符合法律用语的问话，不给嫌犯钻空子，也估计到嫌犯可能作无理狡辩，有准备地及时给予有力的批驳。
由于案情重大，案犯一般都避重就轻，就连态度较好的王洪文，在交代1973年10月到长沙诬告周总理、邓小平的问题时，也隐瞒了毛主席事前已通知他提议邓小平同志担任第一副总理的事。我们拿出他亲笔写的“电话记录”时，他才傻了眼、冒了汗、认了账。
整个预审过程中，对12名嫌犯，谈话101次，其中5名主犯49次；审讯297次，其中5名主犯108次。工作充分，手续完备。现在看来，上了起诉意见书的罪行，除极个别的以外，都做到了事实清楚、符合实际、证据确凿、铁证如山。为检察起诉，法院审判创造了良好的前提条件。
总政那边对黄永胜等5名主犯的预审工作，也同步结束。
公安部遂于9月22日，将《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阴谋集团案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最高人民检察院。
张春桥的预审案卷交由黄荣波负责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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