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于6月2日开始对张春桥的提审。这天上午9时，我、黄荣波、王汝良和担任记录的陈若林、周诗裳等在预审室坐定后，即由警卫把张春桥带入。我让他面对面坐下，我首先向他宣布中央决定，讲明他的案件由公安部依法受理；同时向他原文宣读《刑事诉讼法》第32、34、35条和第64条，特别强调《刑事诉讼法》中，被告人“可以陈述有罪的情节或作无罪的辩解”，“只有被告人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我向他宣读后，问他听清楚了没有？
这时张春桥有气无力地说：“我不是反革命。”
停了一下，张春桥又说：“你讲的我都不接受，我没有违反你这个法。”
此后，张春桥便不说话，不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其间，我反复阐明政策和法律，也驳斥他所谓“不是反革命”的言论，他也一声不响。这次预审僵持了一个小时，在宣布将他带下去前，要他在预审笔录上签字，他说“不签”。
张春桥在预审中可能不开口、不交代问题、不签字等，我们是有准备的。因为张春桥从隔离审查那天起，就不说话，但他曾表示“不到说话的时候”。
1977年3月1日，张春桥写给中央的信中曾申明：“未经我签字的材料，我不能承认对处理我被审查的案件有效性。”
1978年5月，中纪委二办审问张春桥时，他说：“我不说，以后再说。”
1979年9月，中纪委的张启龙、刘顺元、李士英等几位老人曾集体找张春桥谈话，张表示“没有必要说”外，即不吭声①。
我们曾多次分析过张春桥的思想活动。张说“不到时候”，那么什么阶段才算“到时候”，这个“以后再说”又是什么时候？我们当时认为公安预审可能是一个时候，因此做了两手准备，准备他不说话，争取他说话，即使他反扑、狡辩，我们都不怕，只希望他开口说话！
第一次提审他后，大约隔了半个月又第二次提审，他还是那副样子，闭口不言。我们就估计他在预审中不会开口了。
张春桥拒不回答问题，以沉默对抗预审。我们的对策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着重调查取证，掌握确凿的证据；采取揭露性的预审方法，即在审问过程中揭露其所犯下的罪行和玩弄的阴谋手段，完整地记入预审笔录，构成法律文书。
我们从调查掌握的材料入手，经过多次讨论、筛选，抓住张春桥多次鼓吹“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组织策划上海反革命夺权；制造上海康平路武斗，打伤91人事件；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秘密接见蒯大富，指使他首先在社会上煽动“打倒刘少奇”；操纵、指挥“游雪涛小组”进行特务活动，制造冤案，迫害大批干部和群众；在济南支持王效禹制造武斗事件，拘押干部群众388人；1976年，伙同江青、姚文元、王洪文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伙同王洪文等人，以上海为基地，建立他们直接控制的民兵武装，策动上海武装叛乱，等等罪行，具体而又符合法律的要求。
我们事先写出审问提纲，包括在审问过程中，什么时候宣读证词，什么时候出示证据，什么时候证人出证等等，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完整地记入预审笔录。
对于证据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必须有多个经查验确凿的证据方可，对原始书证、笔记，要经过技术鉴定，以证明确凿无误；对证人的证言，要一人一证，一事一证。
到9月中旬结束了对张春桥的侦查预审，其间一共提审了11次。每次预审，张春桥除表示“不看”预审记录、“不签字”外，始终耷拉着脑袋坐着，紧闭着嘴。连与他的同伙王洪文、徐景贤面对面对质时，仍是那副样子。
与张春桥相反，江青在谈话或预审中，一直是胡搅蛮缠，东拉西扯，喋喋不休，有时胡说八道，把责任推到毛主席、周总理身上；王洪文、姚文元、陈伯达虽能交代问题，但往往是避重就轻，竭力推脱罪责，姚文元常常表现出只认错不认罪。
在审讯中，允许申辩，不搞诱供、逼供，更不侮辱人格，如实记录口供，允许修改补充。监管工作始终实行革命人道主义。可以说，在整个过程中，工作充分，手续完备，成竹在胸，做到紧张而有序，周密而有力，稳妥而服众。
在各预审组工作即将结束时，审判委员会的江华、黄火青、伍修权等三位领导和审判工作小组的刘复之、凌云等八九位同志，在5号楼集体听取各预审组的汇报。要求各组按照起诉意见书所列各被告人的罪行，逐条讲清认定罪行的根据和掌握的证据，汇报一条，议论一条，逐条过筛，力求做到每一项材料都过得硬，做到事实清楚、符合实际、证据确凿、铁证如山。这样讨论了10多天，为以后特别检察厅起诉和特别法庭的庭审，创造了良好的工作基础和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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