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3月底，中共浙江省委接到中共中央组织部的一个绝密电报，内容是书记处决定，指名要我去公安部参加预审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帮”的工作，并可带5名助手。密电还规定，在预审期间，此事对外要绝对保密。
大约隔了一二天，公安部就来电话通知，要我先去京开个会。当时，正好我要去京列席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
记得我于4月6日到京，在会议期间见到彭真同志。
彭真同志跟我打招呼。他说，中央决定，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原来审查的基础上，进一步组织力量，对有关主犯依法进行预审，准备提起公诉和审判。
彭真同志还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需要从两个方面作出总结：一是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解决敌我性质的问题；一是全面总结经验教训，并解决党的领导上的是非功过问题。对组织审判的工作，正在研究，想从地方抽调一些同志参加，你也在考虑的人选之内。
我告诉他，我已接到电报了，他连声说：好、好！
4月7日，当时公安部部长赵苍璧，副部长凌云、于桑同志召集我们抽调去的6个地方的负责人开会，主要是传达中央的决定和部署一些具体的组织工作，并要求我们地方去的同志于4月20日到京。
4月10日，我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请假，提前回到杭州做准备工作。
当时，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铁瑛同志在金华，我们通了电话。我专程去金华与他商量我去京后的工作安排。考虑到我离开省里的工作时间较长，政法公安这一块没有人主管，我们就商定要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公安厅厅长李朝龙同志回来主持这方面的工作。此事，省委组织部与中央党校联系后，得到中央党校的支持。
至于带助手去的问题，中央电报中明确规定要具备5个条件，即：政治条件好；“文化大革命”中经得起考验；揭批查中没有问题；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要懂法律；公安部还讲明带去的人最好是我比较了解的人。
经与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浙江省公安厅商定，先确定了3人：
黄荣波，“文化大革命”前在省公安厅政保处工作10多年，做过预审工作，1965年7月我代理温州地委书记时，带他去温州做秘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任温州地委常委，兼地委、行署办公室主任；
王汝良，杭州市公安局副局长，解放前在部队担任我的警卫，我们一起渡江南下，一直在市公安局做侦察工作；
夏仲烈，时为我的秘书，又任省人大法工委委员兼办公室主任。
后又选调了２人：
吴瑞琪，杭州市公安局二处处长；
史芳春，华东政法学院毕业，在基层从事侦察预审工作多年。
一切安排定当后，我们一行6人于1980年4月19日乘火车赴京，按规定的时间到公安部报到。
公安部把大院内东侧的5号楼（单独一个小院，20世纪50年代初曾作为英国驻华代办处）作为审理“两案”的专门用房，门口加设了武装警卫。一楼是领导开会、值班、联络和文书处理的地方；二楼作为我们地方去的6个负责人的住处。
4月21日下午，首批从浙江、江苏、黑龙江、辽宁、河北、河南和北京市公安政法机关抽调来的60余名干部，集中在公安部东大厅小礼堂开会。
公安部长赵苍璧传达了中央胡耀邦、彭真同志指示，凌云副部长传达了中央书记处的文件。林彪、江青“两案”原由中纪委二办牵头审查，党中央考虑到“两案”审查中暴露出的严重罪行，决定依法公开审判，并决定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陈伯达等移交公安部预审，依法提起公诉；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等，仍在中央军委领导下，由总政治部保检法部门组织力量实施预审，然后并案起诉。
“两案”审判，是一项极其严肃、极为复杂的工作。为此，中央决定成立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由彭真、彭冲、伍修权、王鹤寿、江华、黄火青、赵苍璧等7人组成。下设审判工作小组，由刘复之、凌云、洪沛霖、于桑、朱穆之、曾汉周、江文、冯基平、史进前、王芳、卫之民、姚伦、王汉斌、郝苏、王照华、陈卓、穆青、高富有等同志组成。刘复之、凌云，后又增加洪沛霖，为审判工作小组召集人。
根据彭真同志意见，公安部决定分6个预审组审讯“四人帮”集团主犯：
一组组长洪沛霖（时任江苏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负责审江青；
二组组长王芳（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负责审张春桥；
三组组长卫之民（时任黑龙江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负责审王洪文；
四组组长白钧（时任河南省公安厅厅长）负责审姚文元；
五组组长左昆（时任辽宁省公安厅厅长）负责审毛远新；
六组组长王文同（时任河北省公安厅副厅长）负责审陈伯达。
原先，彭真同志意见，要我审江青，我说我与江青太熟悉了，她耍起赖来不方便对付！这样，改由江苏组洪沛霖审江青，我带领浙江组审张春桥。每个预审组都配有副组长，我们浙江组（二组）由黄荣波担任副组长。
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检察院自始至终参加了侦查预审活动，依法实行监督。最高人民法院也提前介入，派出审判人员到各预审组了解案情。先后到我们二组的有湖南省的检察长马纯一、浙江省的副检察长闫光明、杭州市中级法院的副院长刘焕之等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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