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然坚信迟早会有这一天。但当这一天终于来到时，仍然使我激动不已。7年多了，第一次听到别人叫我"王芳同志"，并使用"您"的尊称。专案组的干部用双手递给我毛主席批示复印件和释放决定书，上面赫然写着笔迹十分熟悉的四行大字：
王芳、吕剑光二同志，我看无问题，似应解放。
毛泽东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毛主席在签明日子后，又写了一句：
此二人我很熟悉。
我反复看着毛主席的批示，激动的心情一时难以平静。但我当时看到的只是毛主席批示的复印件，没有说明材料，也不知道毛主席批在什么材料上的。释放后我才知道，在我关押期间，刘馨多次到北京上访，给公安部、中央专案组等有关单位和领导写过很多申诉信，但都无人理睬。后来刘馨直接给毛主席写信，如果不是毛主席亲自批示，我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走出监狱。
我向专案组来人要一份毛主席批示的复印件。得到回答是不行。说主席批示只发到政治局委员，这一份复印件也要拿回去存档。
我被释放，全家非常高兴。然而，刘馨气愤地对我说："有的人连毛主席、周总理讲话都不听，阳奉阴违、政治品质很差，否则，你早三四年前就可以解放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事情还得从周总理的一次讲话讲起......
1971年2月，公安部经党中央批准，召开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周总理到会讲话。在讲话中，严肃批评了浙江造反派和中央有关部门。"你们说王芳在浙江搞专政，如果是这样，蒋介石不就登陆成功了？事实是蒋介石不仅没有大登陆，连小登陆也不行，台湾小股特务一靠岸，就被抓起来了。王芳搞了一个专门案件，这是工作需要，批准过的。怎么能说搞特情专政？不能这样说嘛，王芳总是做过一些好事的嘛！毛主席在杭州住了二十几次，王芳一直在主席身边，主席不仅很安全，而且很满意。汪东兴同志可以作证嘛！不然怎么理解？"
在那个非常年代，斗争极其尖锐复杂，尤其是"四人帮"插手很深的公安系统，周总理讲了这番话，他个人是要承担政治压力的，是对"左"倾潮流的反击，他的讲话不知救了多少公安干部。但是，总理的这篇重要讲话，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受到干扰，得不到传达贯彻，当时许多地方还是被林彪、"四人帮"势力所霸持。在浙江来说，还处在南萍、陈励耘、朱全林控制下。朱全林在传达时，公然多处删改总理的讲话，总理讲话竟被删去2000多字。"9·13"林彪自我爆炸后，总理讲话才得到重新传达贯彻。许多被"莫须有"的罪名清洗回家的、长期在斗批改干校劳动改造的公安干部重返工作岗位，多年瘫痪的公安战线重新出现新的生机。
这些情况，我在狱中是不知道的。而在周恩来总理讲话之前，1970年冬，毛主席早已关心过我的事，我就更不知道了。这是谢静宜同志①告诉我的。从以后看到的有关材料来看，谢静宜讲的是真实的。
当时谢静宜在北京大学蹲点，搞教学改革，看到了北大造反派印刷的一张小报上，刊登了王芳勾结美蒋特务、企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内容。她回来向毛主席汇报教学改革情况时，特意汇报了我的事，还把那份小报递给主席看了。主席接过小报，右手拿起放大镜，仔细地看了，对谢静宜说："是他，是王厅长。"并生气地说："浙江造反派反王芳，对王芳抓住不放，说王芳反对我，想害死我，我不信。王厅长我熟悉他，他哪里会反对我呢？他反对我干什么呀？他反对我，我自己怎么不知道呀？我每年都要去杭州几次，他是负责保卫我的。他要是想害死我，我不早就死了吗？还能活到今天呀？"主席还对谢静宜幽默地说："他就是有时候爱喝点酒，告诉他，以后别喝了。王芳是个好人哪！"
据谢静宜后来回忆，她从主席那里出来后随即到汪东兴那里，把主席讲话内容原原本本向他作了传达。不久谢静宜又趁参加接见外宾时，向周总理作了汇报。事后，总理向汪东兴查问过我的情况。然而我的事情迟迟没有结果。
一直到1973年7月，毛主席向汪东兴直接查问我的情况，汪东兴向"中央文革小组"传达了毛主席关于释放我的指示。同年7月12日中央专案组起草了《关于释放王芳的请示报告》。
7月16日总理批示："东兴同志你对此案处理，有何意见请告。"
一年多以后，1974年10月10日，汪东兴同志在这个报告上批示："此件当时因为各种原因而压下了。在目前情况，王芳、吕剑光可以放出来交原单位安排。"
为什么毛主席关于我的两次讲话没有执行？周总理的批示被置之不理？专案组关于释放我的报告，又被压了一年多后，汪东兴同志才作出这样的批示呢？
2001年2月5日，我的秘书李建军同志为此特地拜访了汪东兴同志。在场的还有汪东兴同志的两位秘书和新华社一位记者。他们作了《汪东兴同志回忆王芳访谈记录》（经汪东兴同志亲自审阅），现摘录其中部分内容如下：
李：周恩来总理在1971年2月7日、8日在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上的讲话中，几次提到王芳、吕剑光同志，对他们的工作总的来看是肯定的。
汪：是的，周总理还问过我王芳同志的问题。我跟总理说，王芳同志具体有什么问题我也不清楚。我个人认为王芳同志是个好同志，应该没有问题。王芳同志这个人还是很谨慎的。
李：王芳同志1967年底被抓，扣押起来了。1968年2月又被弄到北京，非法监护在北京卫戍区看守所长达七年。
汪：弄到北京来了？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这个事！
李：一直关了七年呀！您在1973年传达关于释放王芳、吕剑光的指示，当时中央三办根据此精神于7月16日在此报告上给您也有过批示，我们弄不明白为什么这事又被拖了一年多？
汪：是呀，怎么拖了这么长时间？我也感到奇怪！主席在1973年确实跟我说过这样的话，主席问我王芳同志有什么问题呀？
李：是主席直接跟您说的吗？
汪：确实说过。
李：是您直接传达给中央三办的吗？
汪：不是，是我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传达的，当时周总理也在场。
李：汪老，您看（拿着有关背景材料）这是您在一年多以后，即1974年10月10日在中央三办这个请示报告上的批示，此件当时因各种原因而压下了，......这是怎么回事？
汪：所谓"种种原因"不好说清楚，我也弄不懂为什么压了那么长时间。主席有指示、中央专案三办有报告、总理也有批示意见......
李：......您是当事人，所以特别想请您给介绍一下。
汪：没有压在我那里（指中央三办的报告），那肯定是康生他们搞的鬼，是康生把这个报告给扣押了。你说还能是谁搞的？都是江青搞的。
江青一手遮天，肆无忌惮，阴险刻毒，必欲置我于死地，我被弄到北京关押后，就料到这一点。但我想不到，连主席、总理的指示，也被她置之不理，拒不执行。江青实在太狂妄、太狭隘了。
据谢静宜回忆，1974年10月某天，她接到主席原卫士长李银桥来自天津的一封信，信中说，刘馨给毛主席写信反映王芳长期关押在北京，病得很严重，要求得到治疗和释放。我向主席讲了这件事，主席听了很生气，说："怎么还这样？我不是早说了嘛！王芳如果是坏人，要害我，我不早就死了嘛！怎还能活到今天？王芳不是坏人，他是保卫我的，我们很熟悉，还有刘馨同志，我每次去杭州，都是他们在那里工作，熟悉得很，都是好人，没有问题。"
据档案记载：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于1974年10月25日将刘馨同志给毛主席的信以《来信摘要》（第1336号）形式呈报毛主席。内容摘要中讲到："原浙江省副省长的爱人致信毛主席，说王芳从1968年受审查，已七八年。现在身患各种疾病，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要求尽快作出结论，或是让其回家治病。"后附刘馨的9月28日给毛主席的原信。
10月28日，毛主席就批了前面讲的四行大字。
有了毛主席的白纸黑字亲笔批示，中央三办第二天就宣布对我释放。要知道那时主席刚生过一场大病，身体十分虚弱，视力又很差，中央的一些重要文件和报告，主席已不再亲自审阅和批示，都由秘书读给他听后注明毛主席已圈阅就好了。主席为我的事亲手批示，是个破例。他老人家写后还不放心，在后边又注了一句"此二人我很熟悉"。
我在工作中与主席长期密切接触，经常聆听他的谆谆教诲，我和主席之间结成了真诚的感情，这是我劫后余生中，在不同领导岗位上，继续为党为人民努力工作的最有力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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