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芳回忆录:妻子成了"罪犯家属"

Admin 发表于2016-02-29 00:04:54
  1973年冬天,刘馨第二次来看我。当时正好发生公安部部长李震自杀案件。和王洪文一起造反起家的祝家耀,是"四人帮"安插在公安部的心腹。他一定要把李震的自杀定为谋杀,以此给公安机关制造罪名,混淆视听,妄图达到"砸烂反动公检法",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扫清障碍的政治目的。斗争极其尖锐复杂,形势十分紧张。此后,刘馨被告知,不准再来看我了。
  我在医院住了一年,身体有了较好的恢复,自己能走动了。1974年3月又回到交通干校,住进我原来已住了5年的监房。
  出院前刘馨还是十分担心我的身体,不顾上面的规定,带亚民、华民两个孩子从杭州乘火车来京看我。到北京已是晚上9点钟了。那时北京宾馆饭店很少。外出住宿难、吃饭难的问题,在北京和全国的城市都很普遍,北京更为突出。宾馆是专门给外宾住的。招待所是专门给本系统来京办事的干部职工住的,还必须凭工作证和单位介绍信,说明来京办什么事。就是这样也要提早找熟人打招呼,才能住得进。否则,不管白天黑夜,只好耐心等待了。
  刘馨带着两个小孩,找到公安部招待所,已是晚上10点了,3月的北京天气很冷,屋外的气温降到零下10度。在住宿登记处,她出示了工作证和介绍信。刘馨长期在省警卫处工作,曾任省委招待所(汪庄)负责人,介绍信上写明来京探望我。负责住宿登记的那个人看了介绍信,脸孔立刻阴沉下来,用敌视的眼光扫视一下刘馨和两小孩,冷冰冰地说:"不行,没有地方住。"刘馨起初还真以为客房紧张,没有空,心想今夜只好在住宿登记处的窗口前坐一夜了。此时刘馨和两个小孩还没有吃上一口饭,喝上一口水。刘馨坐下来,心想怎么让两个小孩过夜。这时,住宿登记处的那个人从里边走出来,一脸严肃地对刘馨说:"王芳是中央决定关押审查的重要对象,有重大政治问题,他是罪犯。我们公安部招待所有规定,不能招待罪犯家属,请你们马上离开这里。"
  这些年来,刘馨对别人敌视的目光、凶狠的态度看得多了,一天半天吃不上、喝不上的日子也过惯了,并不感到意外和奇怪。而今天把她作为罪犯的家属,不让她住公安部招待所,要她马上离开这里,她忍不住火了,责问对方:"我犯什么罪?连公安部招待所都不能住,我14岁参加革命,渡江南下后一直在警卫处工作,长期负责毛主席的生活安全,没有出过任何差错。毛主席对我们都很信任,你把我们当敌人?"那人知道自己理亏讲不出什么理由,就气势汹汹地说:"中央关押对象的家属这里不仅不能住,连屋内也不能进。这是公安部的指示,我只是执行人,不服气,你去跟公安部领导讲,同我讲没有用。"并蛮横地拿起刘馨随带的行李,一把将她们母子三人推出门外。
  刘馨坐过日本鬼子的牢,吃过汉奸伪军的苦,参加过解放战争,在敌人面前没有屈服,是一个坚强的女性。但是今天她忍不住哭了。她觉得实在太委屈了,在招待所门外的天井里,寒冷的星光下,她看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招待所这块牌子,辛酸地止不住流泪。
  她几乎忘记了寒冷。夜深了,气温降到零下20多度,亚民、华民冻得直打哆嗦。刘馨带的衣服不多,只有一件棉大衣,她把两个小孩裹在大衣里,紧紧抱在怀里,好让孩子暖和一点。杭州和北京的气温,这个季节有时要相差20来度,刚从南方到北京来的人是很难适应的,更何况又是在深更半夜的露天下。刘馨后来说,那一夜真是饥寒交迫。从晚上9点到第二天早上9点,北京是找不到吃的地方的。她又怕两个孩子睡着了更要冻坏,一会坐在行李上,一会站起来跺跺脚,后来两只脚都失去知觉了。
  好不容易熬到天亮。三个人找到公安部,在高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牌子的门口等了两个小时,才允许走进接待室。接待他们的是位穿着军装的干部,他盘问了半天,在电话里和他上级说了很长时间的话,最后才在介绍信上签了同意探监的意见。
  刘馨最大的痛苦是不能理解,丈夫从参加革命开始,无论在军队还是在地方,干了几十年公安,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工作兢兢业业,突然变成了一名罪犯,自己成了一个罪犯的家属,被无产阶级司令部专了政,在公安机关门前被别人当作敌人一样来对待。她实在想不通。尤其令她难以理解的是,杭州被毛主席称作第二故乡,他一生中三四十次来杭州工作和休息,而作为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的王芳,直接负责毛主席来杭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经常在毛主席身边,一起吃饭、喝酒、爬山、游泳,陪同毛主席在农村考察,和他交谈,回答他各种提问。公安厅长也就成了毛主席的大警卫员。为了毛主席的安全,警卫工作不敢有丝毫懈怠和疏忽,必须做到万无一失,用一丝不苟、废寝忘食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毛主席在杭州期间,警卫工作没有出过任何差错。毫无疑问,毛主席对浙江的警卫工作是满意的。否则他不会多次、长期在杭州工作和休息。然而,今天的遭遇,使她万分疑惑,如果毛主席对王芳不信任,如果王芳是个坏人,怎么会让他长期在身边搞警卫工作呢?毛主席当时肯定王芳的话,难道是假的?这不可能。那么到底是谁视王芳为眼中钉?是谁有权决定把王芳投入大牢?那时刘馨还不大清楚这其中复杂的原因。但已隐约感觉到问题的极其严重和危险程度,她日夜担心我可能被整死在监狱里。
  不知是刘馨已记不清还是不愿说,至今,我也不知道那天夜里她是怎样熬过七八个小时挨到天亮的,又是怎样忍饥挨饿找到公安部,在大门前等待接见的。她说印象最深的是那块公安部的牌子。在那块高挂的牌子下面,她感触太深了,她流泪、痛苦、疑惑、愤怒,她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和思想,她想得很多很多......
  时隔12年,1987年3月,中央决定我到公安部当部长。我住在5号楼,就在公安部大院东侧。刘馨就是不愿到北京来住,更不愿进公安部大门。她一看到公安部这块牌子头就发胀,像要炸开似的,痛得厉害。这也难怪她,过去的事对她刺激太大了。这也是条件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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