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北京的天气非常炎热干燥，天色灰蒙蒙的，空气中扬满了灰尘，令人呼吸有些困难。我自1968年被关进监狱，第一次来到北京大街上。大街两旁的商店门前冷冷清清，马路上的行人也比过去少多了，还不时可以看到墙上贴满大字报，显得十分脏乱。
我被管理人员带进了一个会客室。刘馨和克美已在那里等我。5年了，相隔千里，音信全无，忽然见面，恍若梦中。克美长大了，她是抗美援朝时的1952年出生的，为了祝愿抗美援朝的胜利，故取名克美。我1968年年初离开家时，她还是一个孩子。想不到一别5年，今天才在这里见面。当年的女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她很克制地含着眼泪，叫一声爸爸，双手紧紧地拉着我的胳膊，轻轻地哽咽着。
刘馨不住地抹着眼泪，她显得异常的憔悴和消瘦。我当时还不知道我被送到北京关押后，紧接着刘馨也被造反派关进了牛棚，失去了自由，接受没完没了的批斗，后被送到萧山农场劳动，直到林彪爆炸后才回的家。其间，5个年纪尚小的孩子过着非人的生活，遭受种种磨难，在此实在难以言尽。
此时此刻，我们都很想知道对方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我特别想知道5个孩子的近况。刘馨只说还好，什么也没有说。本来性格开朗的刘馨此时变得沉默寡言。可想而知，这些年来对她心灵造成多大的创伤。看得出她的心情十分沉重和忧虑。克美轻轻地告诉我："妈妈在家里天天哭，把眼睛也哭坏了，走路也看不清了。"我想安慰她几句，但话到喉咙又哽住了。我心里明白，在这种情景下，谁也不愿再去刺痛对方已经饱受摧残的心。我们默默地坐着。能见面，这已经是我们多年来最大的愿望了。
当时我的身体已经很差。全身浮肿，转氨酶指标很高，肝脏肿大，长期失眠，不想吃东西，放风时在走廊里散步的力气也没有。几乎整日躺在床上，完全成了一个病号。但监管的干部根本不当一回事。允许我躺在床上休息，就算是最大的照顾了。
刘馨看我浮肿得这么严重，连路都走不动了，回到住地后，立即向中央写信反映。经周总理批准，我住进了北京军区总医院。住在战士病房，开始接受检查和治疗，身体才开始慢慢恢复过来。否则，我可能病倒在监狱里，再也走不出来了。
在住院期间，我认识了两名警卫战士，姓名我已记不清了。一名是山东人。一次他乘周围无人时对我说："我知道你是山东人，我也是山东人。你来后，我们党支部专门开了一个会，要我们和你划清界线，站稳立场。指导员还特别警告我，要我注意不要和你拉老乡关系。"他还说，指导员这个人很粗暴，思想很左。我也几次见到过这位指导员，瘦矮个，走起路来身子左右摇晃着，在战士和病员面前显得不可一世的样子。这位战士还叫我千万不要和指导员顶牛，他一不高兴就要打人。
后来我了解到，这位战士是军区警备师一团一营一连战士，入伍已3年。特点是吃苦耐劳、聪明能干、个性耿直，有时还要顶撞领导。他养猪、种菜、烧饭、站岗、训练样样都干得很出色，年年受表彰。就是提干提不起来，他感到很委屈，想不通。
还有一名战士是安徽人。他负责给重病号送饭，搞卫生。他做事认真细致，很少说话，整天默默地工作着。他看到我身体很虚弱，问我想吃点什么。我知道病人可以吃什么等级的伙食不是战士能定的。我说谢谢了。但当他给重病号送流质时，也送给我一碗牛奶。食堂里烧饺子时，就送给我一碗饺子。在那个感情冷漠的年代，这两位正直善良的战士对我的热心照顾，使我在精神上感到一种难得的安慰和温暖。
我恢复工作后，几次打听这两名战士的下落，但都不知道他俩现在何处。我内心一直感谢这两名可爱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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