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3月18日，江青在接见浙江造反派时，点名诬陷浙江省公安厅。她说：浙江省公安厅"在屏风后头（毛主席住地）搞窃听、偷听和秘密录音。"对她本人是"走一步路，就有人盯梢，进行监视"。
顺便说明一下：当时的江青，并不是公安警卫部门的"警卫对象"，只不过她的身份不同，是毛主席的夫人，对她每次来杭，总是按一定的规格接待，外出也派随身警卫人员，在通常情况下，我也在她的住地统一负责照应。这样做，在当时也是应该的。而江青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颠倒黑白，把这些正常的善意的活动，视为对她进行"盯梢"、"监视"的所谓特务活动，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为这件事受到无休止的审问、逼供和批斗。我坚决否认。我声言，我王芳有天大的胆，也不敢去搞窃听、偷听毛主席的谈话，不敢指派人去盯梢、监视江青。
然而，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是有口难辩的。
1980年我在北京参加预审林彪、江青"两案"时，曾问过一些有关的同志。记得公安部原副部长凌云告诉我说，罗瑞卿、杨尚昆同志问题出来后，1966年的三四月间，中央曾指示组织有关技术人员，由徐子荣（公安部原常务副部长）带领到上海、杭州、武汉、广州等地进行突击的秘密检查，根本没有发现窃听器等问题，向中央作了保证的。
据说，在杭州，对刘庄、汪庄、南屏和谢家等几个地方，包括毛泽东主席的座车，都进行了严格的检查，未发现任何问题。检查后，要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签字。江华同志在签字时说："这支笔有千斤重啊！""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我那时已调温州工作，所以对这一活动并不知道。
至于"秘密录音问题"，我知道的情况是这样的：
1959年10月31日，毛主席到杭州。
11月初和12月初，毛主席召开中共中央杭州工作会议，先后参加会议的有华东地区的省市委书记，还有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杨尚昆、胡乔木等同志。会议在南屏游泳池开。中央办公厅为了把会议内容记录下来，专门派来录音的同志。那时录音设备比较笨重，不像现在这样精巧先进，所以放在会议室后面的另外一间房间，在地毯下面拉了一条线。
一天，主席讲话，在谈到中苏关系问题时，他关照大家不要做记录。这时在场的胡乔木同志问了一句，还有录音呢？要不要录？
这时毛主席提高了嗓门说："是谁让录的？搞这个干什么？"
毛泽东秘书、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同志立即通知停止了录音。
主席讲话后，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和当时的中共中央上海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当即作了检讨，承担了责任。主席也不再讲过什么话。
叶子龙同志在《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回忆这件事时还讲到：
对会议录音问题，有时主席自己提出要录，有时又对录音很反感，甚至不赞成做记录。杭州南屏发生的事就是一例。
后来，在1961年，毛泽东为在他的专列上发现安装了录音线路、发现专列上有专职录音员，大发脾气。毛泽东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1961年5月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写信给毛泽东，检讨了在毛泽东的谈话录音工作上疏于检查的错误。
1961年5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
本来，这一问题也就到此结束。不料，隔了几年，在"文化大革命"前夕，"窃听器事件"被翻了出来，说成"盗窃党的机密"，变成了很严重的事件。
1965年11月10日，杨尚昆被免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由汪东兴接替。
1966年5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其中强加给杨尚昆的罪名是："他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设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①。
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谓"秘密录音事件"，被作为专案进行追究，不仅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干部和中办机要室的许多同志被迫害，而且还株连了中央和地方一些部门的领导同志。如徐子荣、王诤、林海云、李伍、黄赤波、任兆祥、王芳、吕展、郭向民、谢滋群、朱汉雄、苏汉华、狄飞、丁兆甲等等许多同志。
然而，经过十多年的审查，根本没有查出"窃听"、"秘密录音"、"窃听党的机密"、"为政变阴谋搞情报"等等任何事实根据，而许多同志却因此蒙受不白之冤。
实际上，那几位同志的出发点还是好的，想多保存一些毛泽东的谈话，只是事先没有报告毛泽东，在做法上欠妥。
这就是所谓"窃听器事件"的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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