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6日,温州造反派组织数万人集会游行,高呼"夺权"口号,进驻地、市委机关,揪斗大批领导干部,地、市委机关瘫痪了。
3月初,温州造反派积极筹划,要召开3万人大会,把我列为温州地区"最大走资派"批斗。
这时,我已在地区机关各种会议上接受批斗。3月5日,我的秘书黄荣波以"飞雪迎春"(毛主席诗词一句,王芳原名春芳,双重取意)战斗队名义,在地、市委门前和温州主要街头张贴大字报,说"王芳是人民内部矛盾",批王芳"干扰了形势",群众中也有出于朴素的感情,说"王芳是保卫毛主席的",众说纷纭。
这样一来,把批斗大会拖延了二十余天才开成。黄荣波也成了温州"二月逆流"、"三月阴风"的代表人物。
3月起,我便被安排到温州一中居住,由红卫兵管理,大女儿克美赶去,帮助倒水送饭。温州市委副书记、市长英宜之也住在一起。机关干部、群众都无法和我保持联系了。
3月31日,温州军分区第一次军管委员会成立,军分区第二政委张序昭为主任,温州水警区政委廖云台、温州军分区副司令汪国璋为副主任。
紧接着,5月1日,温州市造反派成立"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归属"省联总",形成了两派,开始武斗。同日,我被造反派押送到杭州,从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工人疗养院、省法院、华侨饭店(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关押的地方)到公安厅院内、米市巷看守所、劳改局,多处关押,接受批斗。
1967年7月10日,温州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占领制高点,控制主要交通要道,进而占领地盘。公路和水上到上海的航运都中断了。又抢夺分区军械库武器、防化连火焰喷射器,直至拉走60、82迫击炮和120榴弹炮。街头设垒,展开巷战。
7月25日至8月11日,武斗引发大火,五马街、解放南路一带先后发生火灾11起,烧毁房屋24495平方米,受灾居民295户,一些重要单位、商场被焚,损失惨重。
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6517部队奉命进驻温州,9日,6299部队又进驻温州,公开表示支持"工总司"派,武斗进一步升级。6517、6299部队奉命救火,有班长、战士在执勤中伤亡。
8月12日,支左部队成立"军联指",成为温州临时最高权力机构。
8月15日,省军管会发布《关于温州地区当前局势的公告》,煽动"揪军内一小撮",并为搞垮改组原温州军管会制造了舆论。温州军分区司令员、红军干部王福堂,被称为"王芳死党",遭受残酷批斗。我又被押去温州一个星期,在市人民广场接受大会批斗,站在台上的凳子上,下面有解放军上了刺刀看押,栽赃妄加的罪名是"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
温州地区是"文化大革命"重灾区之一,1972年,批林整风时统计,因武斗死亡1018人。1974年"批林批孔",又掀起一场武斗,王洪文亲自下令,捉拿"匪首",真乃旷古奇闻。我在温州工作了一段时间,和干部、群众结下深厚的情谊,我一直深深地热爱着那片土地。现今,被"文化大革命"扭曲了的东西终于重现了真相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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