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日，"北京革命造反队"（北航的5名温州籍学生）到达温州，进行串联活动，"冲击"机关，炮打"旧地市委走资派"，发传单、公开信，掀起新的高潮。
9月5日，"北京革命造反队"在温州地委大门上贴上一副对联：
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有朝一日定被群众所厌弃
不当学生只想当先生不触灵魂岂非咄咄怪哉也
横批：
何去何从
这在当时，还算是很"文明"的语言。
因是第一次贴在地委大门上，在温州全区轰动了，各种观点潮涌般激荡起来。有人叫好，而干部中抵触情绪很大，
9月14日上午，"北京革命造反队"发出传单，建议召开"坚决将温州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师大会"。传单中写道：
"在这个会上，地委、市委负责同志要向全体革命同志，公开承认自己前阶段压制革命群众起来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要承认在前段运动中，地、市委领导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并表示坚决改正和革命的决心。"
当时，以我为首的温州地委还是想积极领导"文化大革命"，联系群众，关注民生，稳住阵脚，防止混乱。但是，随着事态发展，大字报、传单铺天盖地，游行、辩论、批斗，随处可见，温州越来越乱。
当时，温州地委、市委已被称为"旧"字号。我虽被戴上"走资派"帽子，但毕竟去温州时间不长，具体"罪行"还不多。温州地委其他同志则不同，已经是"罪行"累累了。
我们地委开个会，即被称为"黑会"，"阴谋镇压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
9月29日，温州地委成立"文革"小组，想掌握"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但很快遭到"炮轰"，寿终正寝了。
10月14日，地委常委开会，我讲了话。我实话实说："对于文化大革命，我还是很不理解......"
当时，红卫兵、造反派动不动就要我接见，我提出：
"接见有几种方案，一种大接见，天晴的话大广场大接见；天雨也可以到学校去，温州一中、温州师范、温州医学院都可以去，交换意见，听取批评，还是要深入群众中去，当小学生，同时也阐明我们的观点。总之，要树一个革命的旗帜，把握斗争大方向；一个团结的旗帜，团结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
"接见两派不同意见的，都来最好，少数派不来，那也要同他们协商。开大会，请他们不要干扰，会后到学校去同他们接谈，或用其他更合适的办法。"
我尽管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但我的态度还是积极的，力求按《十六条》的指示精神，搞好"文化大革命"。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陈伯达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大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在会上讲话，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会后，全国掀起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温州当然没有例外。工人杀出来，成立"秋收"、"五一"等跨行业的"革命军团"，和学生结合批斗"走资派"，揭批"资反路线"。外地学生来温的大为增多。干部队伍分化，成立"地专机关炮打司令部"军团，"要杀回马枪"。
1966年10月17日，我在温州市人民广场接见一万余名学生红卫兵，讲了话。
1966年10月20日，社会上已有"万众齐轰王芳"的呼喊声，我还参加了温州军分区召开的民兵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誓师大会，讲了话。22日，出席了温州市区大、中学校红卫兵和革命师生誓师大会，又讲了话。
11月16日，中央发布《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规定》说："中央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各学校、各单位编写的整群众的材料，都应该宣布无效，全部清出，一律当众焚毁。"11月17日，中央文革小组宣布《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12条指示（草案）》，指出：工人阶级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力量和最积极的因素，对"文化大革命"负有重大的责任，工矿企业的工人群众起来是"文化大革命"大势所趋。
于是，各地工矿企业陆续停产、半停产，冲击社教工作团。地委常委、温州化工厂党委书记、温州城市社教工作团团长段克杰同志被逼自杀，地委常委、秘书长沈德甫同志也被逼自杀。他们一个是想用个人牺牲挡住批地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个是悲愤交加，看不下去，走了。
11月18日，造反派借口搜查"黑材料"，围攻占领了温州市公安局。
温州地、市委主要领导包括我因赶去劝阻而被围困在温州市公安局内，持续几天。我的秘书黄荣波出来，向中共浙江省委报告，向中办报告。
24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签发中共中央、国务院（1966）596号文件，指出：温州市少数群众占领公安局，对维护治安，进行对敌斗争和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极为不利。希望你们立即退出，使公安机关能协同人民解放军执行维护治安和对敌斗争的职责。公安机关有任何缺点错误，都应在公安机关以外的地方进行批判，协商解决。还要浙江省委派负责同志前往温州，向进入公安局的群众和全市人民宣读中央指示，并负责处理那里的问题。
浙江省委派常委沈策到温州，在温州市公安局门口向群众宣读了中央文件。有的造反派不相信这个文件，怀疑毛主席怎会为一个小小的温州公安局发中央文件？向中央查问后，得知真的是毛主席批示，这才陆续散去。
我们稍得解脱。温州市公安局长杨绍庚同志却被揪到市人民广场，开大会批斗，并挨了打，他是温州中层以上干部中第一个被打得伤痕累累的人。
由于社会混乱无序，政府功能渐近丧失，部分历年精简、退职、下放的人员，人心浮动，开始走访、冲击机关、企事业单位，要求复工、复职，补发和增发工资、奖金、退职金；市郊的部分农民，也要求增发以往调用农村劳动力的工资，增加市郊工厂因煤烟和污水影响农业产量的补贴、赔偿费。一时间，经济主义的烽烟四起，造反派又把祸水往"走资派"头上泼，说"走资派煽起经济主义妖风"。12月5日，地、市委发出《关于制止经济主义妖风的通知》，党政机关发文用"妖风"两字也属少见。
12月8日，我争取去平阳县矾矿，召开了一次各县委书记会议，研究抓冬季生产，告知各县委负责人，如和地委联系不到，应主动工作。这是我坚持工作，召开的最后一次党的工作会议。
一时间，社会上沉渣泛起，千奇百怪。一名老者，到我住处威胁，要成立"巴黎公社"造反军团，大印只比国务院的略小一点，要求政府拨给５间办公用房、５万元经费。
12月23日，温州地、市委建立接待站，接待蜂拥而来的串联学生，至1967年1月，即超过2?郾5万人。白吃白住不说，有的连棉被、生活用品都带走，造反有理，教坏风气，政府，实际是人民，不堪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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