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10月初，学习结束回到杭州未来得及就职视事，中共浙江省委就确定我参加全省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简称"社教"，后又叫"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
社教这件事，还得从1962年说起。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分析国内形势时指出，国民经济情况开始好转，但目前还有困难，需要全党团结一致，进一步贯彻"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继续调整国民经济。会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会议指出，全国人民当前的迫切任务是：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正确处理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坚决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会议还通过了《关于有计划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等。
毛主席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毛主席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单干风"（指包产到户）和"翻案风"。毛主席在同一讲话中仍说要把做好当前的经济工作放在第一位，不要因阶级斗争干扰了这项工作。我们在中央党校时就重点学习了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它当然也是社教运动的指导思想和行动准则。
1963年4月15日毛泽东主席来杭州，我到上海去接他。到杭州后，毛主席说他要找些人谈谈。当时我已知道中央要在杭州开个会。
隔了五六天，邓小平、彭真同志也来到杭州，记得他们是同一天到达的，周恩来总理晚来几天，他是5月10日才赶来的。
5月2日，毛主席在刘庄主持开会，参加会议的还有各大区书记，后来把这次会称为"中央杭州会议"。
会议前前后后开了１８天，至5月20日结束。５月２２日毛主席、周总理还在汪庄接见了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
会议着重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事情的起因，好像是毛主席看了湖南、河北省委的报告，或者是听了汇报，里面讲到"社教工作，一抓就灵"，于是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会议中间，出来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篇著名的文章是毛主席在审阅这个决定（草案）时在文件的开头部分加的一段文字。
到了1963年9月6日至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又制订《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
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两个十条对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必须"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后十条》虽然强调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的重要性，但仍强调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求各地训练干部进行社教试点。
《前十条》下达后，中共浙江省委当即抽调干部，由省委领导带头去诸暨枫桥区进行小范围的试点。广为人知的《诸暨枫桥经验》，就是在这个时候总结出来，为毛主席肯定批示推广的典型经验。我因去中央党校学习，没有参加这些试点工作。一年后学习回来，正值中共浙江省委根据中央关于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指示，抽调了二万五千多名干部，组成社教工作团，由省、地、县负责人带队，分别到上虞、诸暨、萧山县进行社教试点。记得江华同志坐镇上虞，林乎加同志在诸暨，赖可可在萧山，吴宪同志参加杭州市江干区的城市社教试点。
中共浙江省委确定我到诸暨，并担任诸暨社教工作团副团长，团长由副省长、绍兴地委书记王醒担任，温州地委书记张一樵、金华地委书记李学智、丽水地委书记张敬堂任副团长，工作团有一万多人。各地区抽调来的干部，由地委负责人带队各包一个区片。省级机关抽调的干部，有400多人，除少数分到各地区工作队外，大部分（还有一些大学生）集中到姚江区片。为了便于领导，成立一个领导小组，由我担任组长，成员有吴植椽、杨源时、张正伦和吕明奎同志。下设办公室，由中共浙江省委农办等单位的几个同志，负责掌握情况、督促检查，住在我蹲点的直埠公社。
1964年10月21日，我从杭州到诸暨县城，参加工作队骨干（约二千多人）的集中培训，11月初就分散进点。
工作队纪律严明，要求和贫下中农"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
由于当时对形势的错误估计，认为"全国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基层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所以规定"整个运动由工作队领导"，强调工作队要采取类似土地改革中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的工作方法，搞得神秘兮兮的。当时中央批转了一些领导同志改名换姓的蹲点经验。著名的新闻工作者范长江同志就化名"向东流"在诸暨参加社教。
我蹲点的地方是诸暨县湄池区直埠公社直下大队，房东是三代做长工的贫农叫傅纪明，年龄比我大几岁，是先前进点的社教工作组事先安排好的。我和秘书两人住在他家楼下的一间旧房，用砖块和木板搭了两张床，生活清苦。我们向他讲清楚，工作队规定不吃鱼、肉、蛋，你们吃什么，我们也吃什么。我们这样一住，便住了５０多天，以后又去住了些日子。傅纪明，为人很老实，是个道道地地的农民，粗识几个字，是个生产小队干部，在当地人缘不错，后来县里成立贫下中农协会时，他做了贫协的副主席，听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到冲击。"文化大革命"后曾来过杭州，我都见过他，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病故。
诸暨县委的班子，应该说是好的，各项工作在全省来说是走在前面的，县委书记孙子甫同志，毛主席也接见过他。但在当时就过不了关，把他撇在一边。社教工作团另派了书记、副书记和三位常委分别担任县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和公安局长，实际上是夺了县委的权。至于开展社教的农村区、社，基本上是工作队包办代替，工作队（组）说了算，将阶级斗争扩大化，把农村的基层组织虽不是全部，但把相当多数说得"一团漆黑"，扩大了打击面。工作队的工作一度偏离了方向。有人把工作队比作唱了"三出戏"，开始叫《苏三起解》，意思是"无好人"，把干部都看黑了；再是《三岔口》，意思是互相摸底，自己人打自己人；再后是《三娘教子》，意思是批斗干部。而在工作队内部还一味地批判右倾，说工作中存在的主要是宁右勿"左"的倾向等等。这种情况直到1964年12月1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工作会议，毛主席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才有所纠正。
"二十三条"肯定了干部的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要尽快地解脱他们，逐步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要走群众路线，不搞神秘化，也不要搞人海战术等。应该说"二十三条"部分地纠正了社教中的一些错误做法。但同时又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记得"党内走资派"一词，见之于文字是从这里开始的。
1965年春节，中共浙江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工作队放了半个月的假。
节后又回到原地，先集中学习"二十三条"。但规定有条件的地方，工作队可以集中住宿，自己开伙，不再分散到社员家吃住。
在放假期间，江华同志找我，说张一樵奉调贵州遵义地区工作，他带队在诸暨湄池区片的社教工作，要我去管一管。这样，我就从直埠搬到湄池，住湄池区委，负责湄池和姚江两个片的工作。从这时开始，我就接触温州地、市县的主要干部，并到他们蹲点的公社、大队，检查、了解情况，共同研究、商讨工作。
"二十三条"后，工作的进度加快了，到了３月初，根据社教工作团的安排，工作队留少数人做好扫尾工作外，大部分同志转移到大西区，开辟新的阵地。
这里，我想简要地讲一下对敌斗争问题。
社教中对敌斗争，是作为一个专门阶段搞的。当时大批工作队进点。一个生产大队，多的五六十人的工作组，少的也有二十多人，可谓"大军"压境。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治安状况平稳，政治、刑事案件极少发生，连邻里纠纷等一般治安案件也很少，地、富、反、坏分子也表现老实，一般不敢乱说乱动。所以，我们反复强调要从实际出发，主要是深入发动群众，对四类分子开展面对面的评审和说理斗争，落实政策和监督改造措施，强调争取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改造成新人。凡开展社教的公社、大队，对多年来的积案，基本上查清破获。在整个对敌斗争中基本上没有抓人。同时，强调这些工作，由群众讨论，不能由工作队说了算。第一期结束后，我把在诸暨参加社教的各市地公安处（局）长和省级政法部门的处长集中起来座谈，总结了社教中的对敌斗争阶段的具体做法，中共浙江省委转发了这个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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