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芳回忆录:毛主席在浙江调查研究

Admin 发表于2016-02-29 00:17:35
    毛主席多次来杭州,总是用大量时间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搞调查研究。
    解放初期,浙江和全国一样,是国民党丢给我们的一个烂摊子。浙江又是人多地少的省份,不仅农业生产基础条件差,耕作管理方法落后,而且旱灾、水灾、风灾、虫灾连年发生,粮食产量很低,全省农村有三分之一时间严重缺粮,广大农民生活十分困难。当时全国农业生产情况也很差。这对农村的稳定和新政权的巩固是个很大的问题。毛主席对此忧心忡忡。他反复对我们说,共产党打江山,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解放前浙江是个缺粮省,今天我们一定要尽快扭转这种局面,首先让老百姓吃饱穿暖。
    毛主席不仅多次找省里领导了解农业生产情况,还亲自深入农村搞调查研究。1954年初的一个早晨,主席又工作了一个通宵。他说去新登看看那里的农业合作社。天刚蒙蒙亮,人们还在冬天的睡梦中,主席和我们随行人员分乘四辆轿车来到新登。下了车,我们一行又步行了一二公里。那时天气很冷,路边积水结了冰,脚踩在路面冰碴子上,咯咯作响。主席手拿着一根竹竿,健步走在前面。路旁出现了一个自然村。我请主席戴上口罩。主席便大步进了村。这个村有十多户人家,大多姓王,村旁有一个舂米的水碓,因此名叫王家水碓村。1953年初,这个村的大多数农民自发组织了农业合作社。在村口,主席和一位老大娘拉了一会家常,便朝着她所指的民兵连长兼会计的王关林家走去。
    主席亲切地问了王关林的姓名、年龄、家庭出身和生活情况。王关林一一作了回答。接着主席又十分仔细地问了“农民是不是都自愿入社”、“耕牛、大型农具如何折价”、“土地如何评产入股”、“如何参加分红”、“如何记工算账”等问题。王关林说:“农民入社都是自愿的,年终分配都是按政策办的。原来有几户中农担心吃亏,不想入社,看到我们增产增收,都要求入社。”主席高兴地说:“还是组织起来好。合作社增产增收了,大家就会自愿参加。”王关林还告诉主席:“合作社成立后,社员的劲头很大,起早贪黑兴修水利,改造田地,生产很好。过去水稻亩产只有200斤,现在可达到400斤。今年在农技部门指导下,开始试种连作莰稻,这样改单季为双季,产量还可以提高,估计亩产可达600斤。”主席了解了连作莰稻插种时间与方法后说:“好,这要好好地推广。”
    由于主席戴了口罩,王关林没有认出眼前这位和他亲切交谈的人就是毛主席。王关林家门前人越来越多。我催主席可以回去了。主席说“不忙。”他又向大家问了农业合作社的一些情况。回答都和王关林说的差不多。主席和农民在一起交谈,互相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距离,就像久别的老农回到老家。临走时不少干部群众拥着主席送到村口。直到20年后,王家水碓村的农民才知道,那年冬天到村里来调查合作社的大干部就是毛主席。
    离开王家水碓村,在回来的路上,主席对我们说:我们是个人口大国,发展农业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农业搞不好,国家工业化就是一句空话。他还说,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是不能脱离的,脱离了他们是永不翻身的。那种心中没有农民的倾向和恶习要坚决克服掉。
    毛主席日理万机,他无时无刻不在考虑国家建设的根本大计。旧中国统治阶级腐败无能,国民党蒋介石热衷于打内战,搞得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广大人民过着衣食无着的贫困生活。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实现共产党向人民许下的诺言,尽快改变新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使新中国富强起来,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首先考虑的问题。毛主席不仅发出“外国人能办到的我们也能办到,外国人办不到的我们也要办到”的豪言壮语,而且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不停地奋斗着,苦苦地探索着。我们亲身感受到他老人家为了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及早解决广大农民的温饱问题,到了寝食不安的地步。20世纪50年代,他来杭州工作期间,还先后去过萧山、德清、绍兴东湖农场、杭州郊区等地农村,听取当地领导汇报,亲自走下农田,步入农家,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主席身居高位,始终保持艰苦奋斗、深入群众的领导作风,深深激励着那个时代的广大干部。
    主席搞调查研究,不满足于听汇报、看材料。他说:“别人吃过的馍不香。”就是听汇报,也不要你按照事先准备好的材料汇报。主席问,你回答。主席问得很具体,要求你回答得也要具体。如果具体问题回答得不清楚,主席就会说:“领导干部一定要熟悉情况,多搞调查研究。我常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尤其是一把手,每年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到基层去搞调查研究,这样才能真正取得主动权。”因此,主席在浙江每到一地,要开座谈会之前,我总是事先把要求告诉参加对象。这确实是检验干部的好办法。那些平时工作作风踏实、深入的干部,听到主席这个要求时感到很踏实,不管主席问什么,在他领导的范围内都心中有数。而平时作风浮夸的干部此时就会急得满头大汗。主席开座谈会时,一边问,一边记,还和大家一起开展讨论。还把参加人的姓名、籍贯、家庭、经历等具体情况都问清楚。主席平易近人,语言风趣,参加座谈的人,开始时都有点拘束,但很快气氛就活跃起来,随着主席的思路大家把话匣子自然打开了。因此,每次座谈会主席的收获都很大。
    1956年初,毛主席还在杭州召集9个省委书记开会,了解农业合作社的情况,将《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重编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毛主席还亲自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对一些文章写了按语。其中浙江农业合作化的七个典型材料,毛主席写了按语,向全国推广。
    1957年“反右”斗争后,党内出现了不正常现象,许多领导干部不敢讲真话,对一些明知不切实际的做法也不敢提出批评意见,“大跃进”的悲剧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幸而主席很快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迅速采取措施,及时扭转了错误倾向。
    1959年8月21日,中央办公厅通知说,主席在庐山会议结束后途经金华时要召集地、县委负责人座谈。我立即赶往金华准备迎接主席并确定地委和兰溪、永康、金华负责人参加座谈会。座谈会是当日下午5时举行的。在主席专列上等候的5位地、县委负责人,个个非常紧张和激动。我告诉大家见到主席和汇报情况时要注意的事项。5点整我带他们来到主席办公车厢。这时主席已在车厢门边等候了。主席见地、县委的几位同志傻愣愣地盯着他看,就主动伸过手来和大家一一握手,问好。坐下后,我逐个向主席作了介绍。主席在纸上一边记,一边问每位同志年龄、籍贯,何时南下,生活是否习惯。主席平易近人的作风很快使大家紧张了半天的心情放松下来。
    在座谈会上主席问得最多的是农业生产问题。主席问得十分具体,开始大家回答问题有点迟迟疑疑,主席显然感到不满意。他加强语气说:“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讲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在主席的鼓励下,县委书记们讲了不少实际情况。如汇报到生产指标过高时,主席说:“指标要留有余地,不要说大话,不要吹大牛,不要光听上面那一套。”当汇报到基层干部作风时,主席严肃地指出:“千万不可高指标,放空炮,强迫命令,假汇报。”当汇报到群众对公社搞一平二调、生产队办食堂有意见,大家从食堂打回去的东西,回家还要重新烧,浪费人力物力时,主席又问了其他县委书记,得到同样的回答后,主席说:“群众不愿意办食堂,就应当解散。”主席还说:“集体的东西不能随意调拨,要按劳分配,等价交换,互通有无。”我把主席的谈话内容向中共浙江省委作了汇报,当时省委领导有点吃惊,没有对主席的指示进行讨论。
    主席还问永康县委书记马蕴生:“你们永康什么最出名?”马蕴生搔了一会头皮说:“永康五指岩生姜最出名。”主席说:“不是什么生姜最出名,而是你们永康方岩山上的胡公大帝,香火长盛不衰,最是出名的了。”大家对主席渊博的知识和惊人的记忆力深为叹服。主席接着说:“其实胡公不是佛,也不是神,而是人。他是北宋时期的一名清官,他为人民办了很多好事,人民纪念他罢了。”随后,主席语重心长地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很重要啊!”
    主席离开金华北上,随即又找了诸暨、萧山县委的领导了解农村和生产情况。此前,主席在庐山下来经上饶时,也召集过地、县委负责人座谈会。他有针对性地调查研究,掌握了第一手实际情况。主席回北京后不久,中央办公厅就印发了主席给全国农村生产队以上六级干部的一封信。很快,大办食堂,不切实际的生产高指标,基层干部浮夸作风等问题得到了及时制止和纠正。
    1960年3月14日,毛主席从江西来杭州途中,在金华火车站下车,风尘仆仆地视察了金华双龙水电站。到了双龙水电站,主席走近厂房,仔细地察看每个部件。当金华地委书记李学智告诉主席,发动机、水轮机是上海制造时,主席很高兴,并亲切地问值班的工人:“配电盘是你们制造的吗?”工人回答:“是的,仪表也是我们自己改制的。”主席大声说:“很好!”
    毛主席对修这种小水电也表示满意,并说:“用水发电,不浪费,好!”
    经过双龙水库时,毛主席指着水库说:“这种水库,既可以灌溉,又可以发电,还可以用来养鱼,也是游泳的好地方。”又说:“浙江水力资源丰富,搞水电大有前途。兴修水利造福后人,兴利除弊的作用一目了然。”
    在回到列车的路上,经过当地驻军某炮兵连时,毛主席又下车走近营房。这时,大约有10多个战士看到毛主席,立即列队向主席致军礼!毛主席兴致勃勃、笑容可掬地与战士拉起家常,还看了战士写的墙报。当一个战士说每个月还能剩下点钱寄回家里时,毛主席深情地说:“好!要节省,寄给家里好。”
    主席在调查研究时,不仅听取正面意见,还特别注重倾听不同意见,尤其是反对的意见。20世纪60年代初期,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的困难。为了搞清原因、研究对策,主席向全党发出号召,把1961年作为调查研究之年。他不仅自己以身作则,和全国人民一样艰苦生活,还把身边的秘书和工作人员分成三个组,分派到浙江、广东、湖南农村搞调查研究。规定每个工作组要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大队和一个最差的生产大队。田家英率领工作组到浙江。毛主席就住在杭州。并要求半个月后到广东会合,向主席汇报。然后深入调查工业。由于全党刚刚经过“反右倾”,大家的思想被束缚得紧紧的,要对当时人民公社、“大跃进”提出实事求是的批评意见是极其不容易的。尽管如此,工作组的同志向毛主席反映了真实情况,即造成农业大量减产、饿死人的原因,不是天灾,也不是阶级敌人复辟,完全是“五风”(指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对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造成的。浙江杭嘉湖地区是鱼米之乡,这两年没有自然灾害,但粮食大面积减产。事实深深触动了毛主席。这次调查工作从1961年初开始一直到5月份结束。在这段时间里主席时常听取汇报,采纳工作组提的许多重要意见,并对工作组特别是田家英同志的工作表示称赞。接着,主席亲自主持了两次郑州会议,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领导责任;深刻地分析了当时经济建设中“左”倾错误的原因,强调要按客观规律办事;要求全党干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在今后工作中避免再犯大的错误。
    面对困难局面,主席头脑十分冷静,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坚持实事求是,及时纠正错误,统一思想,调整政策,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
    主席为什么喜欢住杭州?为什么中央许多重大决策都是主席在杭州酝酿作出的?除了杭州自然环境好,对警卫接待工作满意以外,据我的观察,从主席日常言谈中,他虽然没有公开表扬浙江省委领导,但对浙江的整体工作是满意的。在当时“左”的思潮盛行、浮夸风十分严重的形势下,浙江的工作是努力坚持实事求是的,头脑是比较冷静的,作风是扎实的。广大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一直是高涨的。主席在调查研究、深入群众的过程中,是可以深深感受到的。浙江提供的经验,干部群众反映的问题,无疑让主席感到特别富有价值。
    这里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件是1957年12月17日,毛主席在杭州时,要叶子龙通知华东地区的省、市负责人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顺元、柯庆施、叶飞以及周恩来总理,阅签《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员会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并亲自与这些同志和浙江省委的江华一起座谈。23日下午,又约江华、田家英谈浙江省委报告的修改问题。报告作了一些修改后,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人民日报》于同月28日以《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争取整风运动在各个战线全胜》为题,发表了报告的全文。再一件是1961年7月17日晚,毛主席在杭州人民大会堂,由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等陪同,亲切地接见了出席浙江省三级干部会议的全体代表。两件事,都给浙江广大干部、群众极大的鼓舞与鞭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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