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浙江和全国一样，是国民党丢给我们的一个烂摊子。浙江又是人多地少的省份，不仅农业生产基础条件差，耕作管理方法落后，而且旱灾、水灾、风灾、虫灾连年发生，粮食产量很低，全省农村有三分之一时间严重缺粮，广大农民生活十分困难。当时全国农业生产情况也很差。这对农村的稳定和新政权的巩固是个很大的问题。毛主席对此忧心忡忡。他反复对我们说，共产党打江山，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解放前浙江是个缺粮省，今天我们一定要尽快扭转这种局面，首先让老百姓吃饱穿暖。
毛主席不仅多次找省里领导了解农业生产情况，还亲自深入农村搞调查研究。1954年初的一个早晨，主席又工作了一个通宵。他说去新登看看那里的农业合作社。天刚蒙蒙亮，人们还在冬天的睡梦中，主席和我们随行人员分乘四辆轿车来到新登。下了车，我们一行又步行了一二公里。那时天气很冷，路边积水结了冰，脚踩在路面冰碴子上，咯咯作响。主席手拿着一根竹竿，健步走在前面。路旁出现了一个自然村。我请主席戴上口罩。主席便大步进了村。这个村有十多户人家，大多姓王，村旁有一个舂米的水碓，因此名叫王家水碓村。１９53年初，这个村的大多数农民自发组织了农业合作社。在村口，主席和一位老大娘拉了一会家常，便朝着她所指的民兵连长兼会计的王关林家走去。
主席亲切地问了王关林的姓名、年龄、家庭出身和生活情况。王关林一一作了回答。接着主席又十分仔细地问了“农民是不是都自愿入社”、“耕牛、大型农具如何折价”、“土地如何评产入股”、“如何参加分红”、“如何记工算账”等问题。王关林说：“农民入社都是自愿的，年终分配都是按政策办的。原来有几户中农担心吃亏，不想入社，看到我们增产增收，都要求入社。”主席高兴地说：“还是组织起来好。合作社增产增收了，大家就会自愿参加。”王关林还告诉主席：“合作社成立后，社员的劲头很大，起早贪黑兴修水利，改造田地，生产很好。过去水稻亩产只有200斤，现在可达到400斤。今年在农技部门指导下，开始试种连作莰稻，这样改单季为双季，产量还可以提高，估计亩产可达600斤。”主席了解了连作莰稻插种时间与方法后说：“好，这要好好地推广。”
由于主席戴了口罩，王关林没有认出眼前这位和他亲切交谈的人就是毛主席。王关林家门前人越来越多。我催主席可以回去了。主席说“不忙。”他又向大家问了农业合作社的一些情况。回答都和王关林说的差不多。主席和农民在一起交谈，互相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距离，就像久别的老农回到老家。临走时不少干部群众拥着主席送到村口。直到２０年后，王家水碓村的农民才知道，那年冬天到村里来调查合作社的大干部就是毛主席。
离开王家水碓村，在回来的路上，主席对我们说：我们是个人口大国，发展农业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农业搞不好，国家工业化就是一句空话。他还说，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是不能脱离的，脱离了他们是永不翻身的。那种心中没有农民的倾向和恶习要坚决克服掉。
毛主席日理万机，他无时无刻不在考虑国家建设的根本大计。旧中国统治阶级腐败无能，国民党蒋介石热衷于打内战，搞得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广大人民过着衣食无着的贫困生活。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实现共产党向人民许下的诺言，尽快改变新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使新中国富强起来，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首先考虑的问题。毛主席不仅发出“外国人能办到的我们也能办到，外国人办不到的我们也要办到”的豪言壮语，而且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不停地奋斗着，苦苦地探索着。我们亲身感受到他老人家为了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及早解决广大农民的温饱问题，到了寝食不安的地步。20世纪５０年代，他来杭州工作期间，还先后去过萧山、德清、绍兴东湖农场、杭州郊区等地农村，听取当地领导汇报，亲自走下农田，步入农家，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主席身居高位，始终保持艰苦奋斗、深入群众的领导作风，深深激励着那个时代的广大干部。
主席搞调查研究，不满足于听汇报、看材料。他说：“别人吃过的馍不香。”就是听汇报，也不要你按照事先准备好的材料汇报。主席问，你回答。主席问得很具体，要求你回答得也要具体。如果具体问题回答得不清楚，主席就会说：“领导干部一定要熟悉情况，多搞调查研究。我常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尤其是一把手，每年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到基层去搞调查研究，这样才能真正取得主动权。”因此，主席在浙江每到一地，要开座谈会之前，我总是事先把要求告诉参加对象。这确实是检验干部的好办法。那些平时工作作风踏实、深入的干部，听到主席这个要求时感到很踏实，不管主席问什么，在他领导的范围内都心中有数。而平时作风浮夸的干部此时就会急得满头大汗。主席开座谈会时，一边问，一边记，还和大家一起开展讨论。还把参加人的姓名、籍贯、家庭、经历等具体情况都问清楚。主席平易近人，语言风趣，参加座谈的人，开始时都有点拘束，但很快气氛就活跃起来，随着主席的思路大家把话匣子自然打开了。因此，每次座谈会主席的收获都很大。
1956年初，毛主席还在杭州召集9个省委书记开会，了解农业合作社的情况，将《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重编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毛主席还亲自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对一些文章写了按语。其中浙江农业合作化的七个典型材料，毛主席写了按语，向全国推广。
1957年“反右”斗争后，党内出现了不正常现象，许多领导干部不敢讲真话，对一些明知不切实际的做法也不敢提出批评意见，“大跃进”的悲剧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幸而主席很快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迅速采取措施，及时扭转了错误倾向。
1959年8月21日，中央办公厅通知说，主席在庐山会议结束后途经金华时要召集地、县委负责人座谈。我立即赶往金华准备迎接主席并确定地委和兰溪、永康、金华负责人参加座谈会。座谈会是当日下午5时举行的。在主席专列上等候的5位地、县委负责人，个个非常紧张和激动。我告诉大家见到主席和汇报情况时要注意的事项。5点整我带他们来到主席办公车厢。这时主席已在车厢门边等候了。主席见地、县委的几位同志傻愣愣地盯着他看，就主动伸过手来和大家一一握手，问好。坐下后，我逐个向主席作了介绍。主席在纸上一边记，一边问每位同志年龄、籍贯，何时南下，生活是否习惯。主席平易近人的作风很快使大家紧张了半天的心情放松下来。
在座谈会上主席问得最多的是农业生产问题。主席问得十分具体，开始大家回答问题有点迟迟疑疑，主席显然感到不满意。他加强语气说：“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讲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在主席的鼓励下，县委书记们讲了不少实际情况。如汇报到生产指标过高时，主席说：“指标要留有余地，不要说大话，不要吹大牛，不要光听上面那一套。”当汇报到基层干部作风时，主席严肃地指出：“千万不可高指标，放空炮，强迫命令，假汇报。”当汇报到群众对公社搞一平二调、生产队办食堂有意见，大家从食堂打回去的东西，回家还要重新烧，浪费人力物力时，主席又问了其他县委书记，得到同样的回答后，主席说：“群众不愿意办食堂，就应当解散。”主席还说：“集体的东西不能随意调拨，要按劳分配，等价交换，互通有无。”我把主席的谈话内容向中共浙江省委作了汇报，当时省委领导有点吃惊，没有对主席的指示进行讨论。
主席还问永康县委书记马蕴生：“你们永康什么最出名？”马蕴生搔了一会头皮说：“永康五指岩生姜最出名。”主席说：“不是什么生姜最出名，而是你们永康方岩山上的胡公大帝，香火长盛不衰，最是出名的了。”大家对主席渊博的知识和惊人的记忆力深为叹服。主席接着说：“其实胡公不是佛，也不是神，而是人。他是北宋时期的一名清官，他为人民办了很多好事，人民纪念他罢了。”随后，主席语重心长地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很重要啊！”
主席离开金华北上，随即又找了诸暨、萧山县委的领导了解农村和生产情况。此前，主席在庐山下来经上饶时，也召集过地、县委负责人座谈会。他有针对性地调查研究，掌握了第一手实际情况。主席回北京后不久，中央办公厅就印发了主席给全国农村生产队以上六级干部的一封信。很快，大办食堂，不切实际的生产高指标，基层干部浮夸作风等问题得到了及时制止和纠正。
１９６０年３月１４日，毛主席从江西来杭州途中，在金华火车站下车，风尘仆仆地视察了金华双龙水电站。到了双龙水电站，主席走近厂房，仔细地察看每个部件。当金华地委书记李学智告诉主席，发动机、水轮机是上海制造时，主席很高兴，并亲切地问值班的工人：“配电盘是你们制造的吗？”工人回答：“是的，仪表也是我们自己改制的。”主席大声说：“很好！”
毛主席对修这种小水电也表示满意，并说：“用水发电，不浪费，好！”
经过双龙水库时，毛主席指着水库说：“这种水库，既可以灌溉，又可以发电，还可以用来养鱼，也是游泳的好地方。”又说：“浙江水力资源丰富，搞水电大有前途。兴修水利造福后人，兴利除弊的作用一目了然。”
在回到列车的路上，经过当地驻军某炮兵连时，毛主席又下车走近营房。这时，大约有10多个战士看到毛主席，立即列队向主席致军礼！毛主席兴致勃勃、笑容可掬地与战士拉起家常，还看了战士写的墙报。当一个战士说每个月还能剩下点钱寄回家里时，毛主席深情地说：“好！要节省，寄给家里好。”
主席在调查研究时，不仅听取正面意见，还特别注重倾听不同意见，尤其是反对的意见。20世纪６０年代初期，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的困难。为了搞清原因、研究对策，主席向全党发出号召，把1961年作为调查研究之年。他不仅自己以身作则，和全国人民一样艰苦生活，还把身边的秘书和工作人员分成三个组，分派到浙江、广东、湖南农村搞调查研究。规定每个工作组要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大队和一个最差的生产大队。田家英率领工作组到浙江。毛主席就住在杭州。并要求半个月后到广东会合，向主席汇报。然后深入调查工业。由于全党刚刚经过“反右倾”，大家的思想被束缚得紧紧的，要对当时人民公社、“大跃进”提出实事求是的批评意见是极其不容易的。尽管如此，工作组的同志向毛主席反映了真实情况，即造成农业大量减产、饿死人的原因，不是天灾，也不是阶级敌人复辟，完全是“五风”（指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对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造成的。浙江杭嘉湖地区是鱼米之乡，这两年没有自然灾害，但粮食大面积减产。事实深深触动了毛主席。这次调查工作从1961年初开始一直到5月份结束。在这段时间里主席时常听取汇报，采纳工作组提的许多重要意见，并对工作组特别是田家英同志的工作表示称赞。接着，主席亲自主持了两次郑州会议，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领导责任；深刻地分析了当时经济建设中“左”倾错误的原因，强调要按客观规律办事；要求全党干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在今后工作中避免再犯大的错误。
面对困难局面，主席头脑十分冷静，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坚持实事求是，及时纠正错误，统一思想，调整政策，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
主席为什么喜欢住杭州？为什么中央许多重大决策都是主席在杭州酝酿作出的？除了杭州自然环境好，对警卫接待工作满意以外，据我的观察，从主席日常言谈中，他虽然没有公开表扬浙江省委领导，但对浙江的整体工作是满意的。在当时“左”的思潮盛行、浮夸风十分严重的形势下，浙江的工作是努力坚持实事求是的，头脑是比较冷静的，作风是扎实的。广大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一直是高涨的。主席在调查研究、深入群众的过程中，是可以深深感受到的。浙江提供的经验，干部群众反映的问题，无疑让主席感到特别富有价值。
这里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件是1957年12月17日，毛主席在杭州时，要叶子龙通知华东地区的省、市负责人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顺元、柯庆施、叶飞以及周恩来总理，阅签《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员会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并亲自与这些同志和浙江省委的江华一起座谈。23日下午，又约江华、田家英谈浙江省委报告的修改问题。报告作了一些修改后，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人民日报》于同月28日以《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争取整风运动在各个战线全胜》为题，发表了报告的全文。再一件是1961年7月17日晚，毛主席在杭州人民大会堂，由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等陪同，亲切地接见了出席浙江省三级干部会议的全体代表。两件事，都给浙江广大干部、群众极大的鼓舞与鞭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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