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于1963年6月29日、1963年11月4日、1964年6月29日、1965年2月1日，先后4次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公报》，揭露美蒋特务的阴谋。《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祝东南沿海军民歼灭登陆敌人的胜利》、《祝再次全歼美蒋武装特务的重大胜利》、《无形的长城》、《粤闽浙沿海军民再歼九股美蒋武装特务》和《来者不拒、全部歼灭》的社论。蒋介石怨天尤人，斥责部属，猖獗一时的台湾特务海上骚扰活动，被迫收敛。
在浙江沿海登陆，被我歼灭的这６股武装特务分别是：
（一）台湾国民党“国防部特种军事情报室反共挺进军31支队”。由原“特情室太武训练班第3支队”改编，代号徐威力，计11人。1963年6月24日晚8时，由“特情室”主任徐人隽亲自送行至基隆海军码头，交太（湖）字25号舰艇送到东引。26日下午3时，由东引出发，当晚8时，至平阳县官山（现属苍南县）东约15海里处换乘橡皮舟，太（湖）字25号艇返回。11名特务于27日零时在大渔湾门州垄登陆，都换穿伪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服，冒充沿海巡逻，通宵赶路，企图向内陆窜进。因每名特务都穿大皮靴，负重百余斤，夜色中迷了路，至凌晨4时，走了4个小时，又回到距登陆点仅2公里处。
当地村民林秀平等3名妇女到门州垄海涂作业，发现有反动传单和国民党旗以及衣服等物散落，判断是有敌人从海上登陆了，便到附近的王家大队报告情况。7时，王家大队党支部书记姚存许通报中墩和龙沙的民兵。民兵立即出动，包围可能有特务躲藏的安峰山，进行监视控制，在山上又发现特务丢弃的棉被、电台、药品等物。
上午11时，县公安局侦察员和边防部队一个班赶到现场。听民兵报告，在安峰山背后的吃水坑有可疑人迹，经研究分工，边防部队迅速逼近吃水坑，几路包抄上去，顿时“缴枪不杀”的呼喊声震撼山谷。敌“31支队”参谋长杨廷尧（四川万县人）、中队长屠永兴（定海人）、陈金明（平阳人）、黄满贵（淳安人）举手投降，哀求饶命。口供证实，他们在安峰山后分路，另有7人在半山腰岩石下隐蔽。我追剿同志又逼近目标，敌开枪顽抗，副班长胡寿林在敌人左侧，架机枪压住敌人火力，不幸中弹牺牲。战士们见副班长倒下，愤怒的枪火便集中射向敌特。在枪战中，敌支队长吴镇（兰溪县人）、大队长杨大荣（安徽安庆人）、唐永谋（湖南人）、中队长徐道元（湖南人）、施鹏（杭州人）等5名特务被击毙，副支队长房希禹（河南人）在追捕中自毙，大队长兼军医潘崇智（仙居人）被迫投降。这次战斗中，缴获卡宾枪8支、子弹2000余发、炸药5磅、手榴弹7枚、橡皮舟1只、电台2部（含丢弃的1部）、密码2套、马达1台、对话机2部、收录机2台以及金条、金戒指、人民币、粮票、药品、伪制证件和心战品等。台湾特务机关要求这股武装特务登陆后，深入浙南山区，建立游击基地，务求“隐蔽、生存、巩固，点燃大陆反共火焰”。结果是，他们一登陆，就遭到铁拳痛击。
（二）台湾“国防部特种军事情报室反共挺进军11支队”。共有12人，于1963年7月22日，由“特情室”上校处长陪同，在基隆港登上太湖号护卫舰，紧跟一条“成功2号”机帆船，于23日凌晨3时到达玉环县坎门镇东30多海里的洋面，换乘“成功2号”机帆船，3名护送人员和太湖舰返回东引，并约定，登陆后派一人返回东引报告登陆经过。当天晚上8时30分，“成功2号”船驶抵瓯江口外双排岛附近海面，特务化装成渔民，换乘2只木质小钓鱼船，每船6人。支队长王范辉和参谋长王金厚率领一船在前，由中队长余志芳领航；副支队长王宜堂率领一船在后，由中队长南桂芳领航。两船相距1000米，约定在永嘉县梅园登陆，化装成当地山民，昼伏夜行，要求在10天内到达永嘉、仙居两县接合部，建立括苍山游击根据地。小船驶至瓯江口遇上大风，两船距离拉大，失去联系，前船于零时10分在梅园以东400米的老虎岩靠岸，沉没了小船，向北横穿公路上山。后船于零时30分在梅园以东700米的百亩田靠岸，其中5人也穿越公路上山。但南桂芳没有上岸，约定由他驾小船返航报告登陆情况。
永嘉县梅园距瓯江南岸温州市区仅6公里，穿越公路就可上山，是永嘉县此次反偷渡活动的重点布防地区。24日凌晨１时，永嘉县公安局副局长贾明银、罗浮区派出所指导员麻银星、永嘉县兵役局副科长冯荣策、民兵陈聪生等巡逻至此地，发现特务登岸时遗留的物品，立即报告地市公安处（局），公安处随即报告省公安厅。县委迅即召集有关部门，组织了5000多民兵，形成三道包围圈。县公安局由局长、副局长带领40多名公安干警赶到现场，向特务可能流窜的胜美尖山上阻击。凌晨5时，公安处长、侦察科长、公安支队副支队长、参谋长、直属中队长、军分区作战科长率领干部、战士赶至特务登陆的地点延伸2.5公里范围包抄。公安厅政保处处长刘德芳带领侦察干部黄荣波等星夜驱车赶赴温州，协助指挥围歼战斗。
上午7时30分，在胜美尖南侧山岙中发现这股特务，经呼喊“缴枪投降，宽大处理”不成，特务依托山岩险峻。双方枪战至9时，歼敌6名（毙4名、俘2名），我副支队长寻永成和公安战士李日银中弹负伤，直属中队长曹福平在攀登峭壁追击时受伤，继续战斗中又被手榴弹击中牺牲。中午12时，在胜美尖东侧发现另5名特务，经过20分钟猛烈枪战，击毙3名，俘1名，另１名逃至中村，无路可走，向民兵投降。
这时的南桂芳没有直接回东引，他是洞头岛人，想回家探望母亲。他一人驾着小船于24日凌晨３时到达大门岛，将小船隐蔽好后，躲进一个岩洞观察动静。是日凌晨4时，大门岛黄大岙大门公社社员朱美者等7人，在神前涂海边发现一条半沉半浮的木质小船，船上有操舟机一台、空油箱4只，判明是特务偷渡，立即报告了公社，公社急报温州市公安局和当地驻军，并封锁全岛。公安局政保科干部徐包龙赶到洞头，当天傍晚在大门岛召集外逃特务、海匪、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开会，宣传政策，南桂芳母亲也到会。当晚9时多，南桂芳潜至其婶母家打听，婶母见南后惊讶地说：“你果真来了，赶快去坦白，你娘刚刚去开过会，主动坦白会宽大的。”并立即找来了南母。南母缠住南桂芳不放，稍后，便拉着儿子向公安干部自首投降，缴出卡宾枪1支。
至此，敌“11支队”12名特务全部被歼，共缴获卡宾枪7支、加拿大手枪12支、子弹1500余发、手榴弹11枚、美制定时炸弹2枚，以及电台2部、对讲机、收录音机、金条等物甚多。台湾特务机关妄图建立什么“敌后游击根据地”又成泡影。
（三）浙江公安厅陆续获得情报，台湾“国防部情报局”经过所谓“洪武”、“威海”训练班受训的特务整装待潜。果然，他们紧步“特情室”连续惨败的后尘，派遣“浙江反共救国军独立30支队”，妄图“到括苍山区生存发展，配合大军反攻”。我及时获悉特务登陆预定地段，省公安厅派出一个工作组，和台州公安处、温岭县公安局一起组成战斗队伍，到温岭、玉环沿海各重点地段作了部署，驻军船艇加强了海面巡逻。
敌“30支队”，共7名特务，受“情报局长”叶翔之接见训话后，于1963年8月25日13时，乘“情报局”1号船，并有2号船作掩护由台北淡水起航，26日20时至我省披山以东偏北20海里（预定为披山东10海里），换乘有操舟机的塑料小艇，时速达30海里，预定当晚可到达玉环、温岭接合部的茅草山，登岸后立即内窜，拂晓可抵达横山谷岙，然后通过元宝山，计划用7至12天进入括苍山区。由于换乘塑料艇的地点与预定地段的距离拉大，小艇行驶2小时后，发现迎面有两个黑黑的影子（系我巡逻炮艇）就绕道前进，结果驶偏方向，靠近三蒜岛南侧，已是凌晨4时，且油料耗尽，恰遇我温岭莞岙东峰山流水坑村渔民潘小玉、张加忠等10人出海的两条渔船。“30支队”特务见渔船便呼叫“救命”，企图诱抓渔船，视情登陆或逃回台湾。在对话中渔民发现他们的形迹可疑，没有靠拢，以正在吃早饭为由拖延时间。渔民经商议，趁朦胧晨雾，潘小玉船驶返石塘镇报告情况，张加忠船距“30支队”特务船200米处停机监视。东方露出鱼肚白，“30支队”证实已受渔船跟踪监视，便开枪强迫张加忠船靠拢。张不从，腿部中弹。此举进一步暴露了其偷渡特务的身份，张加忠便加速返航，向石塘边防哨所报告。
“30支队”自我暴露，欲逃无望，便在三蒜岛岩崖下，将小艇、电台和部分物资沉入海中，将报警鸽子放回台湾，携带枪支、弹药和手榴弹登上三蒜岛，企图向岛民要船逃回台湾。领航员孔伯荣见已入瓮中，就用手雷自毙。
三蒜岛有居民25户78人，以种地捕鱼为生，安居乐业，爱憎分明。“30支队”剩下的6名特务仍抱侥幸心理，到了礁山头，遇上正在施地瓜肥的岛民，要船没有，附近又无藏身之地，队员金兴法也用手雷自毙。岛上男女老少闻声赶来，与“30支队”对阵，岛上的乡人民代表郭加良等三四人向5名特务喊话，宣传政策，动员他们放下武器。特务向郭加良哭拜，哀求放他们一条生路，郭等肯定地说：“你们缴枪，保证能活命，如果带来的东西全部缴了，还可以得到奖赏。”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反复宣传，特务同意缴械，5名特务在距群众50米处放下武器。老渔民刘阿良对特务挨个搜身后，让他们坐在地边，等待石塘镇来人接收。
石塘镇委收到潘小玉等船只的报告，立即报告公安局和哨所。7时30分，海军从披山、大陈出动4艘炮艇，封锁三蒜海域，断敌逃路。县公安局、人武部、边防大队和民兵100余人渡海于11时30分赶到三蒜岛，向群众接收了支队长高小玉以下5名特务和武器装备等，当日下午押至温岭县公安局。
三蒜岛渔民智降武装特务，一时传为佳话，军警民又高奏一曲凯歌。5名特务坦白比较彻底，免予刑事处分，后来安排在长兴国营林场劳动就业。
（四）1963年10月14日、15日，“特情室”主任徐人隽为庆贺蒋介石生日和国民党“九全大会”的召开，派出6艘特务船，先后从台湾淡水出发，到闽浙接合部海面，试图抓捕我渔民进行报复行动。当到达南麂长腰山岛附近海面换乘橡皮舟时，我海军奉命拦截，将敌艇击沉。击毙8名、俘虏5名武装特务，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五）1963年11月9日，台湾“情报局”局长叶翔之从威远大队洪武训练班挑了8名精干特务，组成“浙江反共救国军独立第16纵队”，亲自授衔训话。11日20时，从淡水码头启航后，误入下大陈岛。19日上午6时30分，我驻岛部队3连6班战士蔡基茂去雷台山执勤巡逻，发现特务遗留的物品，立即回部队报告。我军便布置了火力包围圈，向躲在山洞内的敌特喊话。在政治攻势下，8名特务接连出洞缴械投降。他们原奉命要上天台山以示成功，向国民党“九全大会”献礼，还要争取去奉化发电报，祝贺蒋介石寿辰，结果都成了泡影梦呓。
（六）台湾特务机关像输红了眼的赌徒，还想下注，尤其是“特情室”主任徐人隽，去美国求得撑腰，于1964年4月返回台湾，坚持要继续搞小股武装偷渡活动。计划报到“国家安全局”和“最高国防会议”，再报蒋介石审批，蒋批“缓办”两字，计划退回时，蒋还口头交代：“去年人死得太多，今年暂不准搞武装游击。”
时隔几天，徐人隽贼心不死，换了一个花样，以“短期突击性派遣”为由，再报蒋介石，获得批准，徐人隽喜出望外。于是又拼凑了一股以王达明为头子、5人组成的所谓“反共挺进军蟠龙小组”，王化名李静芳。该组于1964年4月30日16时30分在基隆和平岛乘成功2号艇出发。5月1日22时30分，在披山岛外40海里处令该组特务换乘“河泥溜”小船，划到披山外10海里处的洛屿岛附近，被温岭县钓棚公社高岩大队渔民发现。当我渔民诱骗这股特务上船予以活捉时，被王达明觉察，他抢先登上机帆船，并开枪打伤我两名渔民后，持枪掌舵，强迫加速，企图逃回台湾。温岭103号渔业指导船闻讯追赶，11时30分在披山以东3海里处截住，王达明（乐清人）顽抗，被击毙，4名特务被俘。
美蒋特务机关对大陆的偷渡特务活动彻底失败，待潜特务只得暂时储藏起来。1965年初，蒋经国革了徐人隽的职；对属下红极一时的叶翔之也革职查办。我们则对潜特做好严密的架网查控工作，毫不懈怠。台湾特务机关，尤其是“中二组”，为讨好美国，配合美帝侵越战争，制订了《荡寇计划》，阴谋对我浙赣、粤汉铁路实施行动破坏，阻滞援越物资运输。公安部召开专门会议，部署防范。浙江省公安厅向全省公安机关发出了反行动破坏、反偷渡袭扰斗争的意见，落实侦控措施。
从解放后至“文化大革命”前，浙江一直是对敌斗争的前沿阵地，更是国内秘密斗争的一个重要战场。经反复较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取得了全胜。成功是主要的，失败或付出代价是个别的，有的则是难以避免的。现在回忆起来，斗争是那样的波澜壮阔，有声有色，惊心动魄！之所以能够出现这样的局面，主要是靠党的领导和公安部的统一指挥，认真执行党中央为隐蔽斗争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策略和原则，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深入进行内线作战的结果。
隐蔽战线的情报工作、侦察工作是整体作战，站在一个地方或一个案子上，是掂量不出轻重的，只有党中央和省委才能洞察细末，从全局的高度作出抉择；只有公安部才能从全国“一盘棋”的思想作出决断。我深深感到，浙江在秘密工作上，在同美蒋间谍特务反复周旋中，公安部政治保卫局，特别是当时主管这条战线的副部长凌云同志，他高屋建瓴，丰富的斗争经验，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和支持。在斗争的实践中，也锻炼造就了一支多谋善战的骨干队伍。应该说，浙江省公安厅原副厅长丛鹭丹，也是一个好助手，他肯动脑子，在一些案子的处置上反映了他的指挥艺术，在这点上是功不可没的。
我讲的都是过去的事，成了历史。现在情况不同了，但历史可以借鉴。隐蔽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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