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在毗邻中国的国家和地区，增设间谍站组，形成对我弧形的间谍特务包围圈。美、蒋签署《共同防御条约》。台湾国民党在美国策划支持下，整顿强化间谍特务系统，形成由蒋经国指挥的特务体制。1954年10月，在“最高国防会议”下设“国家安全局”，蒋经国以“最高国防会议”副秘书长身份领导“国安局”，由该局督导“中委会二组、六组”、“国防部保密局”、“国防部二厅”。1955年3月1日，将“保密局”改为“情报局”，将“国防部大陆工作处”和“内调局”以及“保安司令部”的部分特务单位并入该局；又将“内政部调查局”改为“司法部调查局”，统归“国安局”督导。1953年3月，国民党“中委会六组”和“西方企业公司”联合组成“心理作战总部”，进行“敌后建党”，策动大陆残余反革命势力呼应活动。1954年至1956年，美蒋勾结，对我进行暗害、爆炸等恐怖活动。
面对当时敌情,我们始终把隐蔽斗争这根“弦”绷得紧紧的，丝毫不敢懈怠。遵照党中央、公安部和省委的指示精神，浙江省公安厅在反间谍情报工作中，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策略，打进去拉出来，争取使用来自敌人阵营或与敌特有某种瓜葛利害关系的成员，施展谋略，支持情工人员，深入敌内，获取情报，有针对性地实施攻防措施，粉碎了敌特的阴谋。
1957年，国民党召开“八全大会”（即“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大陆工作决议案》，大会收场，即出台一个“黄龙计划”，由蒋经国督促实施，责成“中二组”执行，“中二组”主任叶翔之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其中就有涉及对浙江省实施行动破坏的内容。
叶翔之是国民党老牌特工，毛人凤的心腹，曾任军统局（后改称“保密局”）行动处处长，人称“冷血杀手”，曾经暗杀许多蒋介石的政敌，蒋介石亲自授予“忠勤勋章”。到台湾后，叶翔之先后任“保密局”办公室副主任兼行动处处长、“保密局”局长。
浙江省公安厅紧张有序地开展工作，先后发出了《关于严防和打击敌人的行动破坏活动的通知》等几个文件，动员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必须切实注意敌我斗争形势的变化，提高警惕，在党委的领导下，切实依靠群众，迅速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做到不漏一个行动特务，不响一颗炸弹”，要求“鼓足干劲，力争把积案破光，对在侦察的专案，切实加强侦控、监跟”，对全省适合于敌特空投的54处场所由辖区领导分头踏勘绘图，布置了隐蔽力量，可能空投的重点地区又作了专门部署。
同时从浙江省公安厅和全省公安机关抽调一批精干力量，一面指挥情工关系，严密控制敌特动向，诱骗执行行动破坏的先遣特务2名，通过情工关系，反面控制，按我意图和敌特保持联系，进一步揣摸敌特意图。
1957年上半年，敌机6批32架次，窜入浙江上空，刺探我空军拦截火力圈能力，为空投特务测定安全系数。我们根据中央和公安部指示，与有关部门紧密配合，制造气氛，迫使敌特认定“浙江的社会环境不利于空投”。同年11月5日夜，敌空军B-26型飞机，窜入我省黄岩县上空投放心理战传单，机上起火，坠落金清农场，领航员、报务员当场毙命，驾驶员2名和1名特务被捕，这更加证实在浙江搞空投是“危险”的。迫使“中二组”放弃了对浙江省空投武装特务的计划，及时粉碎了妄图在浙东地区实施行动破坏的阴谋。
1960年5月，叶翔之又根据国民党“八届二中全会”对“策进大陆革命运动案”决议的要求，再次发动各系统特务“奋力推进”。要求全体特工“不怕死，不怕牺牲，创造革命历史”，还将全国划分为11个地区，其中浙江杭州排行第二，作为重点破坏的目标。这些虽是敌人的纸上谈兵、如意算盘，但都被我们及时获得。当然，我们都认真地做了应对。
1961年底到1962年春,我们多次获悉，蒋介石已取得美国默契，准备乘我国内暂时困难的机会，动用10万兵力进犯东南沿海大陆。他们准备了10万双布草鞋，计划在温州、台州或浙闽接合部登陆，然后从平阳县（今苍南县）下关至炎亭一带撤退，以制造国民党军“光复”大陆得逞的舆论。这一情报得到各方面印证属实。
党中央、中央军委对此极为重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根据中央指示，拟在浙南地区拉开一个“口袋”，先把蒋军放进来，让他钻入我“口袋”，然后收紧“袋口”,围而歼之。浙南地区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省军区全力贯彻中央《关于准备粉碎蒋匪军进犯浙南沿海地区的指示》，省委成立支援前线委员会，吴宪副省长任主任。省军区在平阳设立前线指挥部，军地协力行动。人民解放军某部一个军南下温州，在平阳—山门一线摆开。浙江省公安厅也紧急动员，加强了以温州、台州地区为重点的公安战备工作，还派出由副厅长率领的20多人的工作组，指导温州、台州地区的公安战备。温州、平阳地县公安机关组成若干侦察小分队，深入平阳沿海一带分批建立秘密力量。
当时计划，如国民党军登陆，即把大批群众后撤30公里，留下少量群众，夹杂我侦察人员和（全部）秘密力量，以各种面目应付敌人，掌握动态。时值毛主席在杭州，中共浙江省委领导一面加紧战备，一面向党中央、毛主席建言。省委认为，敌人很可能是来沿海突袭骚扰一下，造点声势，很快撤退，不入我口袋。再则，如果有意放他进来让他向纵深推进，然后围歼，恐负面影响太大。省委意见，如蒋介石真的要派兵冒犯，就要迎头痛击，消灭在滩头和前沿阵地，使之有来无回。
后来，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先发制人，于1962年6月23日，用“新华社电讯”宣称我已做好充分准备，定能全歼妄图进犯大陆之敌。
为了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意图，在粉碎台湾蒋军冒犯的过程中，公安部要求我们，运用各种渠道、方式，迷惑敌人。于是，浙江省公安厅搞了一些真真假假、是是非非的“情报”，我都亲自审阅，并报经省军区和南京军区首长同意，先后分几次几个渠道通给台湾。大意是：沪杭、浙赣线军队南调紧张，转业军人重返部队，基干民兵配发枪支弹药，进入战备状态，温州有大批操北方口音的军队到达，舟山海军部分南移，温福公路军车昼夜疾驰等等。并与省军区协调行动，军队也做了夜间调防的阵势，以“佐证”上述信息的可靠性。后即获悉，蒋介石已知我做了充分准备，“光复大陆”高调放低，军事袭扰也就鸣锣收兵了。
由于我们工作不断深化，掌握敌人规律动向愈益准确。1962年至1966年间，获得重大派遣特务线索476起，情报资料包括各种派遣、行动计划625份，其中有“中美联合中心”制订的了解我东北地区、广西地区（包括空降基地）等各项情报的《十字军计划》，阴谋在宁波、温州、金华、福州、厦门、南昌建立永久性情报据点的《预警计划》,以及进行行动破坏的《飞鹏计划》等等五花八门的各种计划。掌握了“中二组”在香港密藏行动器材仓库的六个地方，为公安部提出的确保反敌特行动破坏彻底胜利作出贡献。
1963年4月20日，国民党“情报局”副局长兼“中二组”副主任沈之岳潜至澳门，部署对大陆的行动破坏。
这个沈之岳，浙江省仙居县人，是戴笠手下一员干将，双手沾满中国共产党人的鲜血，抗战初期在上海、杭州诱杀过七八位中国共产党党员。
然而，在1938年4月，沈之岳居然冒险进入延安！当时他化名沈辉，随着一个教授访问团来到延安。他自称是访问团中萧致平教授的私人助手。沈之岳自学过俄语，精通英语，枪法也很准。为了能够进入延安，他特地研读了几本马列著作，能够讲一通“革命理论”，装扮成“进步青年”模样。
进入延安之后，沈辉要求留下来“参加革命”。
沈辉在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甚至一度进入中共中央机要部门担任收发工作。不久引起毛泽东的怀疑，于是把他外调到浙江白区工作，他便借机得以重返戴笠军统系统。
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沈之岳曾随胡宗南在大陈岛担任情报站站长。当时，他派人潜回蒋介石故乡奉化，将蒋母墓、丰镐房、报本堂、雪窦寺的诸多景物，拍成照片，献给蒋介石。蒋介石甚为称赞。不久，沈之岳升任少将政治部主任。
后来，沈之岳在蒋经国的极力推荐下，于1964年6月调任“调查局”局长。
这一回，沈之岳化名孙子超，在澳门新新酒店、同盟酒店各开一个房间，而实际住在“中二组”澳门特一组的驻地。沈特离台前夕，我们就搞到沈到澳门住的饭店房间、证件、照片和进澳门的轮船班次、时间等详细资料，以及入澳后活动任务、接见人员、与台湾联络的信件和电报等情报，经我华南办事处直送北京。当时，中央决策层曾考虑将沈之岳从澳门捉拿来大陆归案，给蒋介石父子以颜色看看。后采取较缓和的措施，即由公安部通过外交途径，将沈在澳门和一批特务的活动情况，通知澳葡当局，澳葡当局逮捕了一批特务，将沈之岳驱逐回台湾，沈之岳受到蒋政权撤职查办的处分。这些都不出我们之所料，有力地粉碎了敌特机关又一次掀起的阴谋破坏行动。尽管敌特机关怀疑他们内部有问题，但却始终发现不了他们的“盲区”。
沈之岳1990年因患肾病曾到北京治疗，并来过杭州，1995年在台病死。
秘密战线的斗争，实质上是两个敌对阵营的智慧之战。那个时期，我们在与美蒋特务机关的反复较量中，已摸索出一套应对的办法，能根据敌情的变化，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使我们的对敌斗争出现了“敌人一进来我们就能发现，敌人一活动我们就能控制”的局面，斗争显得较为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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