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首先对起义过来的18位同志（支队长厉培明等三人已调上海市公安局工作）集中进行政治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选用《浙江日报》干部、原地下党员沈竞新来管理和领导他们，定名第二股，沈任股长，隶属杭州市公安局第二处情报科，配备7台收发报机，其中有3台功率较大。这些同志随着立场的转变，和我同甘苦，表现很积极，很快把工作开展了起来。当时称之为“骑驴找驴”，实际上起“解铃还需系铃人”的作用。开始以搜索为主，控制为辅。到1950年5月，对台湾“保密局”、“毛森系”、“内调局”的电讯网络大都能捕捉到信号，控制了敌特总台的共播机，掌握了“保密局”联络通讯电台的区域及活动性质，也摸到了敌特电台密码的规律。破译员马遁，经过反复研判，破译了第一份密码，获取了情报，随即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以控制为主，搜索为辅。至当年6月，共掌握敌台23种密码，全部破译的有20种，译出的电报涉及军事、政治诸方面的内容，情报价值很高。特别是佐证从其他渠道获悉的敌情动向，有利于我开展谋略斗争。敌人要从舟山撤逃，我们事先知道了；敌人要空投特务，我们也知道了，并引导到我指定地点着陆。1950年秋，10名国民党空投特务一落地，就成了瓮中之鳖。他们随带的电台、密码本、武器等被我全部缴获。
根据对敌斗争的需要，1951年，浙江省公安厅决定将杭州市公安局第二处情报科第二股升格为科建制，移交省厅一处管理。到1954年底，根据公安部的要求，又在科的基础上扩编为技术侦察处，人员扩编到120余人，设备陆续更新，工作更走上正轨。从破译敌台密电中得到了许多情报，有的非常重要。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我破译敌台密电，在1955年4月11日发生的震惊中外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保护了周恩来总理的安全。
1955年4月18日到24日，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这是第一次由发展中国家自行召开的大型国际会议。为了加强与亚非国家的关系，扩大国际和平统一战线，推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中国政府决定派出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代表团出席大会。
当时中国领导人还没有专机，决定租用“克什米尔公主号”，这是一架属于孟买印度国际航空公司所有的洛克希德星座式749A型飞机。
1955年4月，台湾国民党“国防部情报局”获悉，周恩来总理将经香港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去印尼出席亚非29国政府首脑万隆会议，策划在机上安放定时炸弹，妄图暗杀周总理。
4月11日上午，香港情报站特务按计划在飞往雅加达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上安放了定时炸弹。中午12时15分，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和随同采访的中外记者共11人乘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途经雅加达转赴万隆。在离开香港５个小时以后，于下午6时30分（当地时间）左右在距地面18800英尺的高空飞行时爆炸。
机上除副驾驶员、领航员、机械师3人生还外，其余16人遇难，其中有我参加亚非会议的代表团工作人员石志昂、李肇基、钟步云和5名新华社记者、3名外国记者、5名机组人员。失事飞机的残骸在新加坡东北500公里的印度尼西亚所属的纳土纳群岛的斯达瑙附近发现，机身坠入离海岸1公里的水中。
所幸的是，周总理刚做完阑尾炎手术，又因缅甸总理吴努和印度总理尼赫鲁邀请他到缅甸商议会议期间的有关协作事宜，临时改变了路线，从昆明取道仰光到达雅加达。周总理提前于4月8日离京，14日飞仰光，16日抵万隆，幸免于难。
其实，4月5日到11日，台湾“情报局”给香港特别情报站有关暗杀行动的密电码为浙江省公安厅破译，随即报告了公安部，公安部及时报告中央。4月9日晚，我破译的密电表明，国民党特务将破坏代表团所乘飞机，并备有定时炸弹。消息报到云南昆明，正在那里的周恩来总理立即发出指示，要求通过外交渠道向英国政府进行交涉。
我外交部和新华社香港分社均于4月10日上午和9日晚即将这一情况正式通知港英当局，要他们严加防范。但不知什么原因，这一特务破坏事件未能避免。
针对这震惊中外的严重事件，我政府与港英当局严正交涉，港英当局同意对在香港的国民党特务采取行动，先后搜捕了108名，给了国民党特务一次沉重的打击。
这里，我还想说明一点。就是浙江省公安厅破译和及时报告的这一情报，究竟在整个事件中起到多大的作用，中央是否还从其他方面也获得情报？这只有公安部和党中央掌握。但浙江省公安厅技术侦察处工作人员在侦破“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连续立功受奖，其中马遁同志荣获特等功一次，已说明了它的作用。
随着时间的流逝，“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在海峡两岸逐渐解密。
据印度尼西亚调查委员会公布的调查说，“克什米尔公主号”的失事，是“由于放在飞机右翼轮舱处的一个定时炸弹爆炸造成的”。
1955年9月2日，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将《关于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破坏案的警察调查综合报告》递交给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报告披露了香港警方事后调查的详细过程。嫌疑犯锁定为香港启德机场地勤人员周梓铭（化名周驹），此人被台湾特务以60万港元收买，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上安装了一枚有轻微滴答声的定时炸弹……事件发生后，周梓铭于1955年5月18日躲到“飞虎将军”陈纳德停在香港的民用客机内逃往台湾。
1995年，台湾《中国时报》周刊第171期刊登了专访谷正文谈筹划刺杀周恩来始末的文章。当时任台湾“保密局”侦防组组长的谷正文承认，“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是台湾特务人员干的。直接参与这一阴谋的一个是时任“保密局”敌后部署组组长的赵斌成，另一个是组员陈鸿举，最后选中周驹在飞机上安放定时炸弹。计划拟定后，赵斌成与陈鸿举两人特地从香港赶回台湾，向“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作了“口头报告”，毛人凤当即表示同意。
2004年7月19日，我外交部将首批解密档案中的第二部分5042份文件开放。其中，与“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有关的近80份档案成为众多中外媒体和广大市民关注的焦点。正是这些密封了49年的档案揭开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鲜为人知的事情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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