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计就计，决定由林士彦牵线，把情报科副科长丛鹭丹以军管会“处长”名义介绍给蒋芝麟。林对蒋说：“这位丛先生是‘保密局’潜伏人员，现已获得杭州市军管会处长职位，来头不小。”蒋从丛鹭丹的外表、谈吐等方面看不出破绽，便和盘托出当前处境和三步走计划。蒋于11月1日写了份“立功赎罪计划”，向杭州市公安局办理了投案自首的手续后，立即回东阳、磐安等地搜罗旧部。
12月5日，蒋在东阳县斗鸡岩秘密召集旧部开应变会。宣称：“在杭州已找到了靠山，‘内调局’的、‘保密局’的都支持我们，鉴于目前困境，‘上峰’要我们假投降，争取合法，保存实力。要付出一点代价，做出点样子，要缴一点武器，交长枪不交短枪，交坏枪不交好枪，人投心不投，日后各位自有好处。”应变会后，各路部属纷纷办理“自新”。
蒋从东阳回杭州，实施第三步计划，打着劝降其他武装特务的幌子，网络匪特，封官委职。蒋自任司令，副司令郑儒，参谋长仇杰华，副官主任史中人，第一支队长郑儒兼，第二支队长骆旭如，第三支队长王子辉，行动总队长章成，人民服务总队长陈秉瑶。蒋向“丛处长”汇报后，丛表示立即汇报“上峰”。
经我们研究，数天后又派丛鹭丹告蒋：“‘保密局’同意按提出的名单委任。”蒋得意忘形。再过数天，案情没有大的变化，我们决定，调虎离山，一网打尽。由丛通知林士彦转告蒋芝麟：“‘保密局’将派要员来杭州，找各支队长谈话，当面了解，检查成绩，面授机宜，给予番号。”蒋传令后，除老奸巨猾的“保密局”骨干特务、第三支队长王子辉先派一名大队长、“中统”特务倪锦标前来探听虚实外，其他全部准时到杭州。丛在林士彦陪同下，与他们见面，分析形势，侃侃而谈，他们深信不疑。
1950年1月12日，林士彦传达了“丛先生”指令，要各支队长晚上到指定地点集中，听取指示，不得惊动周围。他们准时到达后，实已成“瓮中之鳖”，蒋芝麟等6名匪特首领束手就擒。
“中统”特务林士彦，浙江分水县（今属桐庐县）人，国民党中央军校17期学生，苏北如皋战役中为我俘虏，教育释放。林又回到国民党四十九军，曾秘密组织“反内战大同盟”。事后被通缉而逃回原籍，适逢“中统”浙江省室主任俞嘉庸在老家分水县竞选“国大代表”，经人介绍投靠俞嘉庸，成了“中统”浙江省室调查员，1949年初受俞的单线布置打入由中共金萧工委领导的“团结进步社”革命组织。俞根据林的密报，于4月12日，逮捕了该社23名革命青年，其中2名是金萧工委的干部。4月26日，俞下令在艮山门下菩萨地方用机枪扫射被捕者，王慎、陈谋方、郦英等12名革命青年全部殉难。俞、林双手沾满了我烈士鲜血。
杭州解放前夕，林随俞经舟山转逃台湾。俞在台湾训练特工的“革命学院”当教官。俞将林向“内调局”备案，派他潜回浙江，在浙西北地区建立“敌后游击基地”，并与“浙北行署”特务张子海、祝育元联络，开展活动。林潜入前，俞嘉庸已到香港继续从事特务活动，林亦经香港潜入大陆。
1949年9月29日，林潜回已解放的分水老家，无处藏身，不敢露面，潜至杭州找旧关系，经亲友动员，被迫向我自首，当时就给他立功赎罪的机会。林报告蒋芝麟的情况是为了骗取我们的信任。蒋案告破后，林提出去香港同俞嘉庸斗，我们权衡利弊，同意放他出境。林到香港后，向俞嘉庸报告情况，深得俞欢心，委他为“杭州联络员”。林于1950年底回到杭州，编造了一套假情况向我搪塞，暗中却按俞嘉庸的旨意进行活动，将连襟、地主分子冯安通过秘密渠道送去香港投靠俞嘉庸，并带去了重要情报。1951年2月18日，我们依法逮捕林士彦，林竟又越狱逃跑，追捕归案后，判处了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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