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芳回忆录:五哥不幸牺牲

Admin 发表于2016-02-29 00:28:59
    我有五个哥哥:大哥一直在家种地;二哥被日本人抓到东北当劳工,东北解放后,参加第四野战军,到武汉,1952年复员回家;三哥抗战前病死;四哥被日本鬼子抓走,关在东都镇据点内,被折磨得快要死了才放出来,已经不像人样了;五哥抗战初期参加革命,1943年被日本鬼子杀害。
    1943年,为了挽救发动太平洋战争后的被动局面,侵华日军进一步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强调用“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手段来破坏抗日根据地,瓦解抗日军民的战斗意志。
    年初的一天,我哥通过交通员告诉我,几天前,他被日军传唤到张庄煤矿宪兵队。队长大出对他说,你弟王芳是八路军鲁中军区敌工部部长,老是和“皇军”作对,在鲁中地区搞了很多破坏活动,严重影响“皇军”安全。按照中国的王法,够得上满门抄斩。当然我们不会这样做,但作为一家人,你是他哥,有责任做好劝说工作,叫他收敛一点,不然的话,你告诉他,“皇军”的忍耐也是有限的。我哥说,我六弟从小在外读书,受共产党宣传影响很深,他去参加八路军,家里都不知道,至今也没有联系。我从小跟父亲在家种地,安分守己,如今又当保长,为“皇军”出力。我们兄弟各走各的路,谁也不管谁。显然大出对我哥的回答很不满意。他说,你用不着推得一干二净,王芳经常暗中来东都活动,作为兄弟,你们有联系,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为了刺探情报,危害“皇军”,那是要杀头的。我们早有确凿证据,你也无须推托。过去的事,我们可以宽大为怀,只要保证今后不再重犯。如若再不听劝告,我们就要采取断然措施,除掉“小白龙”。那时你也休怪我们日本人不讲情义。假如你能劝说你弟为“皇军”效劳,我们可以给他连升三级,还保你全家荣华富贵。我哥心中暗骂大出痴心妄想,口中还是答应设法做做我的工作,今后不要给“皇军”再惹麻烦。
    我得知此事后,非常担心我哥的安全。日本人想除掉我绝非易事,而我哥的处境更加危险。我曾计划让我哥离开东都,但又担心打乱地下联络工作,需作妥善安排。看来济南宪兵队和泺源公馆要除掉我的计划,不仅没有放松,而且在“治安强化”运动中,正在加紧实施。从大出对我哥谈话中可以看出,他执行济南宪兵队的指示,上面对他的压力还真不小。
    可以肯定,在日本人眼里,不仅我从事的工作会牵涉到我哥,怀疑我哥暗中给我提供帮助,而且他频繁接触八路军地下交通,时间长了,工作再隐蔽,也难免要走漏风声。那几天我日夜担心我哥随时会遭敌毒手,但没有想到敌人采取的步骤那么迅速,第一次传唤后不到一个星期,我哥就被张庄煤矿宪兵队逮捕了。告发我哥的是村上一个破落户,叫任在田,在伪区公所做事,他见宪兵队传唤我哥,就来了个落井下石,向宪兵队告发我哥雇人在煤矿收买炸药,向八路军提供爆炸物品,显然这是用来对付日军的,这无疑又给我哥加了一条死罪。
    事情确实如此。那时,日本鬼子采取碉堡战术,躲在乌龟壳里对付我们八路军,我们暴露在外面,用机枪、迫击炮和他们交火,效果差,损失大。那时我们没有大炮,如何打掉敌人的碉堡,是个战术上的重大难题。当时我们山东纵队四支队二团有个副团长,叫王凤麟,他是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县卧龙河村人,出身贫苦,向往革命,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特务连长。后去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在那里,他参加了校内由一个德国教员任教的工兵班,学习爆破工程。抗战爆发,他回到延安。不久随黎玉和江华同志来山东,分配在我所在的四支队工作。在领导支持下,他发挥自己专长,办了多次爆破训练班,用从敌人那里缴获的炸药进行爆破试验,随着一声巨响,一座日军废弃的碉堡瞬间成了废墟。用炸药爆破的威力让指战员们大开眼界。可是炸药的来源是个大问题。当时山纵兵工厂的炸药不仅数量少,质量差,爆炸威力低,工兵在操作中还很容易误伤自己。相比之下,日本鬼子霸占的张庄煤矿用的炸药,效果就强得多了。因此,如何搞到张庄煤矿的炸药,就成了我们敌工部的重要任务之一。
    那时,煤矿上的中国工人劳动强度很大,生活十分贫困,为了养家糊口,时常冒着危险从井下夹带炸药,藏在裤腿里,绑在大腿上,躲过日本矿警的检查,偷偷卖给需要的人,换点钱来,补贴家用。东都镇上有一家废旧物品收购站,不少矿工知道那里收购炸药。其实这家收购站的老板就是我哥王春风,我们的交通员定期到那里收取炸药送到部队。这些炸药对我们来说实在太珍贵了。1941年1月,我们二团用它去攻打新泰汉奸陈三坎的张家栏子据点,二团三营用它攻占徐家楼伪军据点;4月,二团用它拔掉徂徕山日军据点。这里的敌人都顽固地据守在碉堡里,如果我们不使用爆破战术技术,估计会牺牲很多人。1948年7月16日毛主席在《关于太原战役》的电报中指出:“……攻城方法,望采用山东部队所使用者,既迅速,伤亡又少,又节省炮弹。……”这是王建安同志调动工作途经西柏坡时,向毛主席汇报的。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倡导下,1948年的洛阳战役、开封战役以及东北历次重大战役中,我军都采用爆破手段,炸开城墙突进城去,消灭了敌人。
    再说,宪兵队逮捕我哥后,开始要他交代我的活动情况,配合日军设法抓住我。遭到我哥拒绝后,就用刑罚企图逼取口供。我哥始终咬定与我没有任何来往,也不知我的活动情况,收购炸药也是转卖给石匠等普通老百姓,根本不知道有人会把它送给八路军,用它来攻打“皇军”。
    后来,大出亲自审讯我哥,还是得不到真实情况。他授意部下对我哥动用了最残忍的电刑。我哥索性咬紧牙关不开口,几次昏死,几次苏醒,在极度痛苦和愤怒中,他忍不住破口大骂日军“惨无人道”、“没有人性”。
    恼羞成怒的大出命令加大电刑强度,在强大电流刺激下,我哥再也没有苏醒过来。
    我哥死在宪兵队刑具下,这不是山本的本意。他严厉训斥大出处事无能,事情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反而惹出麻烦。他担心因此引起为日军效劳的那些伪职人员内心不满,也害怕我会因此不惜一切为哥报仇。
    山本下令以因公殉职安葬我哥。把遗体安放在东都南庙,设灵堂,摆祭品,点香烛。大出带领宪兵队全体人员向我哥敬礼致哀,由宪兵轮换日夜守灵。
    出殡那天,张庄煤矿所有宪兵和全区的伪职人员都来为我哥送葬。山本和大出上演“黄鼠狼为鸡哭灵”的闹剧,企图掩盖他们残杀中国人民的罪行,欺骗中国人民的感情。可是,明眼人都清楚,他们这样做,恰恰暴露了侵略者凶残而又伪善的真面目。
    解放后,我五哥王春风被山东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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