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宪兵队长山本交给他一个任务，要他到东都镇去办一件事情。郭善堂担心日本人在暗中监视他，因此他这次来东都只想完成山本交给他的任务。到了东都数天，没有接触我哥王春风。每天晚上，他在寨墙上来回走动。他的行动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这人叫王老倔，与我同宗，小我两辈，叫我“六爷”。他认识郭善堂，知道他是日本特务和汉奸。一天深夜，他起床出屋小便，看到郭善堂还在寨墙上走动，留着分头，穿着长袍的身影十分清楚。像所有普通中国老百姓一样，对没有良心，投靠日本人当汉奸特务的人充满仇恨。他回家拿了一把粪叉，悄悄来到郭善堂身后，而郭善堂以为他在寨墙上拣粪，并不在意。此时，王老倔胸中燃起怒火，决定要亲手惩治这个日本特务和汉奸，他用尽全身力气，把粪叉猛地向郭善堂头部砸了过去。见郭善堂头上血流如注，倒在地上不能动弹，以为他死了。王老倔卸下了郭善堂腰间的手枪，连夜逃出东都，找到驻李家庄的八路军独立营报告，“我打死了一个大特务，他被我送去见阎王了”。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军区敌工部。当时我十分震惊，以为这次郭善堂可能真的牺牲了。事后他告诉我，苏醒过来后，觉得自己满头满脸都是血，头上两个洞还在不断向外冒血。他知道自己伤势很重，而且处境十分危险，更糟糕的是腰间的手枪也不见了。此时他已别无选择，拼着全身力气，一步一步爬到我五哥家门前。
我五哥看到郭善堂这个样子，还不知道什么原因，赶紧把他背到土地庙，又立即到区公所叫来几个人，七手八脚把他抬到区公所。我哥用朱砂拌白酒给郭善堂喝了下去，又擦洗了头上的伤口，血就止住不流了。
此时天已渐亮，区长打电话给张庄煤矿宪兵队长大出。大出如临大敌，立即赶到区公所，不分青红皂白，给区长一顿耳光，并下令要区长尽快找到凶手，否则撤职查办。大出断定这是八路军派人干的。他慰问了郭善堂，又把他送到张庄煤矿医院接受治疗。日本人要抓的刺杀郭善堂的凶手当然没有抓到，此时王老倔已经参加八路军了。
借“刀”锄奸和营救战友
郭善堂东都遇刺后，日本人对他“私通八路”的怀疑彻底消除了。那个向宪兵队告发郭善堂的汉奸，被戴上诬告罪送到东北矿山劳工队去了。
接着我们利用日本人对郭善堂的信任，里应外合，几次解救了不幸被捕落入日军虎口的革命同志。也多次设计，处置了投降敌人、出卖同志的汉奸和叛徒。
比如，原中共泰安县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刘根明，一天突然悄悄离开根据地，来到泰安城里向日本宪兵队队长宾川自首投降了。刘根明原是小学教员，参加革命后也作过一些贡献，但随着地位的提高，热衷于物质的追求和生活的享受。他和妇联的一个女同志关系暧昧，以至于私通，影响很坏。组织上发觉后严肃地批评了他，他便心怀不满，不辞而别，带着那女人，投降了敌人。刘根明叛变后，向敌人暴露了大量党的机密，使泰安县委的工作受到严重破坏。鲁中行署公安局副局长因此被捕牺牲。刘根明叛变投敌，日本人如获至宝，郭善堂在山本面前说，要当心共产党搞假投降，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不要轻易上当。没有证据，山本不会完全相信郭善堂说的是否实情。
一天，在泰安城东15华里的省庄集市上，一阵枪声过后，市面上一片混乱。一个人在慌乱的人群中奔跑，后面有两个人紧追不舍，大喊：“抓住他，别让他跑了。”这两个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的人就是郭善堂和他的一个弟兄。说是“刚抓到一个八路，从他身上搜出一封信，正要带着他回城，他突然钻进人群逃跑了”。他们看看那信上写的内容：
根明兄：
一别月余，近况如何？你能迅速取得信任，殊可庆贺。几次情况报告，均已收悉，勿念。诸事来人面达，不另。祝
好！
王芳
某月某日
郭善堂让他的弟兄把信送给宪兵队。宾川开始有些不相信。刘根明也矢口否认，但经不起宪兵队的刑罚，很快就承认是王芳派他打入内部的，并发誓要悔过自新，忠诚于大日本皇军。
宾川要他继续和王芳保持联系，向王芳报告假情况，王芳有什么指示，立即向他报告。
刘根明在日本人这里吃了苦头，后悔自己叛变投敌。想起在革命队伍里，虽然生活艰苦，但组织对自己很信任，同志们对他很亲热。如今在日本人手里，过着如此屈辱的日子，思来想去，真是后悔莫及，就向我写了一封亲笔信。意思是误入歧途，做了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悔之已晚。请求组织原谅，一定将功赎罪，随时听候指示。
殊不知，刘根明一举一动，明里暗里，早在日本人监视之下。这封写给我的信，随即落入宪兵队手里。宾川念其叛变投降初时有功，没有枪毙他，而是在他额头烙上红印，送到东北矿山劳工队去了。
又如，时任冀鲁豫军区敌工部部长的武思平，是鲁中军区先遣大队长武中奇的弟弟。一次到济南联系工作，不幸被泺源公馆的特务捕获。敌人动用了所有刑罚，他始终咬紧牙关，只说自己是军区后勤部采购员，是来济南采购物资的，绝不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敌人见用硬的不行，又用软的。
郭善堂也参加了对武思平的劝说工作，并与他暗中沟通，为了麻痹敌人，里应外合，逃出虎口，武思平假装回心转意，愿意为日本人做事，到济南集贸市场指认八路军采购员。几次下来，日本人虽然没有收获，但跟随的特务渐渐放松了警惕。一天，武思平照常外出指认八路军采购员，乘敌人不备，迅速逃离。待特务反应过来，在拥挤的人群中到处找人不见踪影时，立即向泺源公馆武山报告，通知铁路沿线军警配合行动，但却没有结果。武思平早就在我们的接应下，顺利回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部队。
郭善堂在日本投降后回到部队。他回队时急于先去看望多年未见的父母亲，当时村上正在召开群众大会，人们得知汉奸、特务林洪洲回来了，愤怒地高喊“打倒叛徒林洪洲”、“打倒大特务林洪洲”，群众的拳头劈头盖脑向他打来。
林洪洲大声说，乡亲们别误会，现在我说你们也不相信，要枪毙、杀头让政府来判。
于是，林洪洲被五花大绑送到区政府。区政府的领导不相信他说的是真情，又把他送到县政府。直到与我通了电话，证明林洪洲不是敌人，而是革命同志，才消除误会，受到热情接待。
林洪洲归队不久又接受新的任务，带了一支精悍的小分队到泰安郊区搞游击活动去了。
解放后，郭善堂经组织批准改名罗国范，任北京军区保卫部部长。我去北京开会学习时他常来看我。说起抗战时期的那些往事，他总是非常兴奋。他说，那是他最值得回忆和品味的人生经历。一生中最高兴的是为党为人民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最痛苦的不是战争年代执行特殊任务引起自己的同志和群众的误解和受辱，而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因此而被戴上“叛徒”、“特务”、“汉奸”的帽子，接受长达七八年的关押和审查。
1974年10月，我已经毛主席亲自批准释放出狱，此时罗国范同志还被关在狱中。幸亏我能活着出来，不然真的没有人能直接证明林洪洲那段历史不仅是完全清白的，而且是受组织派遣，历尽艰险，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为有力地打击日本侵略者，巩固山东抗日根据地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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