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几天才得知，宪兵队逮捕他的原因是，有人告发他，说他作风和别人不一样，不打麻将，不抽大烟，不嫖女人，像这样的人，在特务中太少了，因此政治背景值得怀疑。还有是他多次到东都镇活动，同共产党鲁中军区敌工部长王芳哥哥王春风接触较多，郭善堂有私通八路军的嫌疑。
敌人非常凶残，日本宪兵对郭善堂先是拳打脚踢，继而冷水灌肚，直到昏死过去。郭善堂一口咬定和八路军没有任何联系。他知道，自己是八路军派进来的，宪兵队说他私通八路，恰恰证明敌人并没掌握他的底细，自己被抓，仅仅是敌人的怀疑。一个星期后，郭善堂被放了出来。宪兵队长山本请他喝酒，为他压惊，表示道歉，说是一场误会，希望郭善堂继续为皇军效力。
然而，通过这件事，使我进一步警惕起来，我哥哥王春风的处境已十分危险。他虽是东都镇伪保长，是日伪军指定的，但那是因为我家在东都地位比较高，尤其是我父亲在镇上很有威信，让我五哥当伪保长，完全是敌人利用我家的影响，为他们办事提供方便罢了。我哥表面应付日伪军，暗中为八路军服务，他的具体职务就是鲁中军区敌工部的敌工干事。他的行动虽然十分隐蔽，但频繁接触我方地下工作人员，时间长了，很难不让敌人察觉。现在看来，我哥的行动，早就在敌人监视之下，而且已经深深地怀疑他“暗通八路”了。
我想尽量减少去东都的次数，和哥哥及郭善堂碰头的地点也尽可能离东都远一点。但是由于我哥哥这里是鲁中军区的地下联络站，它从抗战初期开始，一直担负这个重要任务。许多革命同志要到他这里联系工作，重要情报不断通过他集中到我这里来。而我的工作任务和性质也决定了我必须不断地和我哥保持密切的联系。我们之间的特殊关系和密切接触，对政治嗅觉敏感的敌人来说，不可能没有警觉。他们对我哥哥的怀疑理由也不能说不充分了。
可是，我哥哥非常担心我的安全问题，每次碰面他都千叮咛万嘱咐，要我千万注意安全。由于我的行动不同于大部队集体行动，经常需要单独进行，有时去敌占区，有时混进敌营，人多了容易暴露目标。当然，一旦出事危险性也更大。但我多年的敌工工作养成了一些习惯，形成了一套适应性较强的活动方式，从来没有出过事。
然而，我哥总是不放心。他还得到可靠消息，济南特务机关泺源公馆和1480部队有一个“生擒小白龙计划”。小白龙，指的就是我，是日伪军送给我的绰号。谁捉到小白龙，送到日本人手里，赏银5000大洋，谁及时报告消息让日伪军捉到我，赏银2000大洋。
我哥叫我以后最好不要单独外出，最好不要亲自来东都联系工作，改由联络员和他直接联系。但我的工作任务决定我不能不单独外出，而且当时正是敌工任务非常繁重，敌工部的特殊工作发挥重大作用的时候。我不到一线，不冒风险，单靠联络员传递的情报是不行的，准确性要打折扣，因为联络员不能携带文字材料，靠心记口述，如果遗漏重要情节，不就误了大事？更何况我不能面对面和当事人交谈分析，获取更多更重要的东西，对我来说无疑是工作上的失职。因此，不管敌人有什么“生擒小白龙计划”，我始终没有改变我的行动习惯和方式。
不过有一天，我真的差一点出事了。
那时，我化装后去伪军吴化文部做工作，从临朐回来途经莱芜金水河的路上，已经是凌晨3点钟了，有点人困马乏的感觉，就在河边一个只有五六户人家的小山村里休息。我刚睡下不久，通信员宋道顺急急地叫醒我说，他喂马时听到村外狗叫得很厉害，可能有什么情况。我一看时间已是凌晨4时半，狗叫的原因可能是村民早起外出干活了。但我还是立即穿起衣服，走到门前观察动静。
就在这时，枪声响了，一梭子弹打在房子的土墙上，发出噗噗的声音，接着在月光下10来个日本鬼子提着机关枪向我这边冲过来。就在我准备扣动盒子枪向敌人回击时，房子右侧沟里突然响起了枪声。
原来我的警卫员侯殿胜正好蹲在那里大便，听到枪声，看到日本鬼子向我冲上来，他立即开枪射击。敌人大概不知我的真实情况，打了几枪就停了下来。
乘这短暂时间，我赶紧带了侯殿胜和小宋从村子北侧悄悄出走。因为我进村时，对周围地形作过观察，村南有一个山坡，此时很可能已被敌人占据，出路已被封锁，左侧是河道，右侧是道路，而北侧是一大片高粱地。我们三人一头钻进了青纱帐。当村子里响起激烈的枪声时，我们已经安全撤离。
那天我和日本鬼子的突然遭遇，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的行踪，有目的地追捕我，还是偶然碰上了？事后一直不得而知。然而，这次行动使我感到心痛的是，我的那匹心爱的大青马被丢了，通信员小宋还因此哭过好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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