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东都镇不远的张庄煤矿上虽然驻扎了日军一个中队，镇里设有警察所，还办了“防共指挥团”，队员日夜巡逻放哨，但这都挡不住我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回到东都镇来。我回来时，若遇上巡逻的“防共指挥团”队员，熟悉我的都主动打招呼：“六爷回来啦！”镇上的乡亲大都这样尊称我。不熟悉的也不敢惹我，他们都知道，谁要是死心塌地当汉奸，决不会有好下场。
来到安庆饭庄，未等郭善堂穿衣下床，我就径直走进他住的房间。3个多月不见，郭善堂样子变了不少。他见我打量他留着分头、抹过发油的脑袋，还穿着半新旧的长袍、衣裤，有点不好意思起来。我却望着他会心地笑了。
“王部长，我给你带战利品来了。”小郭神情颇为得意地从床底下搬出一只纸箱来。纸箱上印着一行汉字“大日本军山东部队参谋部山田参谋长”，还有几行日文，“今派特高人员林洪洲前往各地了解情况，希望大日本皇军予以关照，对所携带物资免予检查，如要检查，应事先报告山东部队参谋部批准”。打开纸箱，里面装的是些衬衣、牙膏、牙刷、刮胡刀等日用品，满满装了一箱。
原来，郭善堂回到泰安后，住在侯希机家里，一时找不到工作。侯希机虽在日本浅石洋行工作，但家境并不宽裕，郭善堂就坚持在街头擦皮鞋赚钱补贴家用。不久，经侯希机介绍在日本浅石洋行找到了一份工作，分配给他的业务是负责收购民间的铜钱、铜元等废旧钱币。由于他早出晚归，积极活动，收购钱币成倍增长，一麻袋一麻袋地扛进了洋行的货栈。浅石对这个新来的年轻人也另眼相看，并不止一次地在全体员工会上表扬了他，并让他加入了青年会，那是年轻人搞各种活动的地方。浅石的目的不仅要郭善堂为他多赚钱，还要为他搜集八路军的活动情况。原来浅石洋行也不是只吃素的。为了尽快取得浅石的信任，通过关系，我给郭善堂几次送去解放区的《经济日报》，浅石如获至宝，夸奖郭善堂有办法。
不久，浅石又把郭善堂引荐给他的上司山田，山田是日本军山东部队参谋长。经过严格的盘问，郭善堂总算过了关。分配给他的任务也是了解八路军的活动情况，并要他多交几个八路军的朋友，这样才能了解更多的情况。纸箱里带回来的东西，就是山田让他交朋友用的。
听了郭善堂的汇报，我十分高兴。看来打入敌人内部不像原先想象的那样困难。敌人缺少心甘情愿为其效力的中国人，又急需这样的中国人，这就是我们能够打进他们内部的条件。郭善堂今后要投其所好，伪装忠诚，长期隐蔽潜伏下来。至于如何告诉山田在根据地找朋友的事，我告诉小郭，回去以后可以这样说，朋友正在找，不一定马上能找到，得慢慢来。等过一两个月，你再告诉他，朋友已经找到。这个人原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军需官，因贪污公款逃到八路军这一边，现在参加了沂蒙专署的“三三制”政权。你说他收到山田的礼物以后，非常高兴，表示愿意为皇军效劳。但是你不要马上为他提供情报，情报等下一步再说。总之，一步一步来，不急不忙，吊吊山田的胃口，让他吃呢吃不着，放又放不下，欲罢不能。
接着我们又研究了今后工作和互相联系的一些事，不觉已到半夜。我从纸箱里抽出了一包香烟，第一个享用了郭善堂带回来的战利品。
一路通，路路通
真是人们常说的，一路通，路路通。
郭善堂自从经浅石推荐，成了日军山东部队参谋长的特工人员后，济南其他特务机关，似乎一天之内全部向他敞开了大门。
首先是济南宪兵队队长山本，自认身居要职，高人一等，听说山田接纳了一个中国特务，就想把他置于宪兵队领导之下，亲自找郭善堂谈话，给他颁发了正式证书。
接着济南四家有名的特务机关：泺源公馆、梅花公馆、鲁仁公馆、南新公馆，也争相拉拢，聘用他为本馆特工人员。这四家特务机关是日军搞“治安强化运动”的产物，既分工合作，又互相竞争，共同任务是离间抗日军民鱼水关系，削弱并瓦解坚决抗日的八路军。
此时的郭善堂活动范围更广，也更自由了。他那边的各种消息已能及时汇报到我这里来，我对他的工作要求，也能很快地传达到他那里去。郭善堂在不断向我提供日军各种情报的同时，又必须不间断地向日军特务机关提供各种“情报”。当然这些情报都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最重要一条是不能对根据地造成什么危害。有些是本来就要公布于众的事情，我让郭善堂事先作了透露，如1942年，根据地军民为了战胜日寇“扫荡”造成的困难，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我叫郭善堂把这一情况作为战略情报报告了山田参谋长和南新公馆，他们非常重视。过了几天，关于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指示正式公布在《大众日报》上，郭善堂又把报纸送给他们看，他们越发相信他所提供的情报是多么及时而准确了。
为了更多更好地搜集我们需要的情报，我要求郭善堂打入日伪内部越深越好，地位越高越好，时间越长越好。不久他加入了青红帮。那里边有伪军军官、警察局长、保安队员、商人、普通工匠、店员，真是三教九流，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人都在帮会旗帜下聚集一起。郭善堂拜师加入青红帮，这些人自然成了他的师兄师弟，接触也就更方便更自然了。日军特务机关对郭善堂加入青红帮也很支持，目的是要郭善堂了解帮会中有没有坚决抗日的共产党人。
为了增加力量，我派敌工干事马法遵去帮助郭善堂开展工作，公开身份是大汶口布店的职员。还吸收李庆亭、韩日生，包括侯希机等人，成为活动小组成员，这些人都是过去四支队精简回家、经审查靠得住的人员。可是，不久郭善堂负责的特工小组出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一天，李庆亭跟随日军到莱芜地区活动，发现鬼子携带大批假北海币①企图在边缘地区使用，以破坏根据地的经济。李庆亭来不及回来报告，就决定只身进入根据地向党政机关通报情况。他找了个借口，离开日军队伍，过了莱芜城，向根据地走去。谁知在途中遭到鲁中泰山专区的公安队伏击，当即中弹牺牲。公安队欢呼胜利，以为为民除了一害，可是他们哪里知道，打死的是自己的革命同志。
鉴于这种血的教训，为了保护潜伏敌人内部的人员，军区根据我的建议，正式下发通知，规定：对重要的汉奸特务，今后不要随便捕杀，如需要处置的，应上报军区批准。通知发下去后，许多人感到不可理解，这不是公开保护汉奸特务？他们怎能理解我既不便解释又必须这样规定的苦衷！
出事没几天，我哥通过联络员告诉我，郭善堂有急事要向我当面汇报。我赶紧来到我哥家里，已经是晚上的时间。郭善堂下楼看到我大吃一惊，问我怎么跑到这里来了？他说还有两个日本人正在楼上打牌。他要我哥另找一个地方，说这里太危险了。我说不必，我额头上又没有写我是谁，他们见到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人。这里不仅不危险，可能还是最安全的地方。他们管他们在楼上打牌，我们管我们在楼下谈工作。我让我哥上楼陪鬼子打牌，以观动静，楼下我听郭善堂汇报情况。
原来日本人感到鲁中地区八路军活动频繁，对他们霸占的张庄煤矿、孙村煤矿构成很大威胁。这里的部队归泰宁军分区指挥，泰宁军分区就设在李家楼子一带。鬼子提出“擒贼先擒王”，准备打掉泰宁军分区机关。现在正在调集兵力，估计规模不会小，时间也不会拖得太长，可能就在十天半月之内。
郭善堂提供的情况十分重要，据多方情报分析，敌人这次“扫荡”来头不小，是由济南参谋部统一组织的。我对郭善堂说，你们下一步要注意了解敌人集中多少兵力，进攻根据地准确时间，以及敌人行军的路线等情况，并且及时回来报告。
我方密切注意敌人的动向，郭善堂把他搜集到的各种情报不断地向我报告：有10辆军车满载着日军士兵从泰安方向开到新泰。过了一天，报告说：铁路沿线的日军纷纷向大汶口集中，一派大战前的紧张气氛。过了一天又报告说：蒙阴运来了日军，这些部队都带了充足的弹药、粮食，似有进攻根据地的样子。还有从我哥那里得知，日本人要他准备200个民夫，明天早晨要用。日本人的习惯，每次“扫荡”之前，都要征用民夫。由此可见，敌人“扫荡”明天就要开始了。
鲁中军区首长根据各方面的情报，及时作出反“扫荡”的准备。
当敌人从大汶口、蒙阴两个集结地，气势汹汹地向着他们认定的驻李家楼子泰宁军分区机关扑来时，遭到了八路军的伏击，死伤数百人。日军继续往前闯，可是，他们进到李家楼子，根本没有见到泰宁军分区机关的影子，老百姓早已坚壁清野，李家楼子成了一座空村，日军无奈，只得放火烧了房子，然后退了回去。
反“扫荡”战斗取得了重大胜利，根据地军民沉浸在欢庆胜利的喜悦之中。军区首长和我当然不会忘记郭善堂他们作出的贡献。由于他们的情报非常及时准确，为反“扫荡”战斗的胜利立了头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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