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指示,从1942年初起,鲁中地区各级党委相继建立了对敌斗争委员会,不久又设立敌工部,基层设敌工站,抽调得力干部,开展敌工工作。武工队活动也很活跃。山纵一旅、四旅,各军分区,公安局都纷纷组织武工队,深入敌占区,打击汉奸及日伪军,振奋群众的抗战情绪。我作为敌工战线的一名领导干部,按照敌工工作的要求,坚决执行党委的决定,采取特殊的工作和活动方法,周旋于敌人内部的各个派别之间,坚决打击罪大恶极的敌人,同时分化瓦解敌人,努力化敌为友,物色可靠人员,建立情报站。首先在新泰大峪、祝福庄、平岭、北鲍和东都建立地下情报站,接着又在泰安、济南、莱芜、蒙阴等地建立情报站20余个。仅大峪情报站1940年至1944年就传送各类信件、情报800余次,护送干部20多名,未出过一次差错。1942年一个隆冬夜,情报员李美先同志护送杨勇同志(后来成为我军上将)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安全到达了根据地。
在我影响和带动下,老家东都许多同志投身抗日和锄奸斗争。有在蒙阴岱崮战斗中牺牲的八路军班长王英进,有新婚不久就毅然参军参战的王安东、王步安,还有王开祥、王孝三、王春平、王步和、王步伦、王传录、王传春、王朝、王永三等革命烈士,还有王澄、王正祥、王生根、王安元、王安振,他们都是我的宗亲。我五哥王春风是一位充满民族正义感的朴实农民。他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担任了村里的“两面保长”,明里为日本人服务,暗地里为我抗日军民搜集传递情报、掩护革命同志。他们为了抗日救国,为了新中国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和生命。
贯彻落实党的统一战线,教育动员具有爱国思想的各个阶层的人员,同情、支持以至参加抗战和革命,是我们军队始终十分重视的工作,也是我们敌工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沂蒙山区有个李家楼村,村民多系宋代抗金名将李通的后裔。村里有个商人叫李瑞凤,系李通25代嫡孙,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我到这一带活动时,发现李瑞凤有一定的爱国思想,就设法引导他参加抗日。我住在他家里,抽空就给他讲抗日的道理,讲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还用他的一世祖李通在岳飞帐前英勇抗金的事迹激励他。李瑞凤逐步认识到:国破必然带来家亡,如不抗日,现有的家业也保不住。思想觉悟后,他不仅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进行抗日宣传,还把自己的家当成八路军敌工部的秘密联络点,安排“交通员”食宿,为我军行动提供各种便利。我自从1941年冬反“扫荡”时带领旅部机关干部和家属在日寇包围圈中顺利突围后,部队每次遇到反“扫荡”,我所在的旅和军区领导干部,都把家属托付给我,还有宣传大队、民运工作大队的一些女同志都由我负责安全转移。由于敌人“扫荡”时,敌占区成为灯下黑,我多次带着这些人员辗转在日伪眼皮底下,有时就住在李瑞凤家里,从来没有出过事。那时我军的给养非常困难,有时全靠驻地的老百姓募集。看到这种情况,李瑞凤把自己家中的多余粮食捐给部队,一次就运了十多车。有次他看到我写材料没有笔,就给我买了一支崭新的钢笔。解放后,李瑞凤担任村干部。1983年,他从山东来杭州看我,我俩促膝长谈,倍感亲切。
1941年,敌工科的正式干部有50多人,罗国范、张世祥、秦元庆、于晓亭当时都是营级干部。还有刘丁浦、马法尊、李庆亭、侯殿胜、宋道顺、黄志平、辛光、曲守林、牛福地等,都是敌工战线骨干力量。
在敌工部日军反战同盟工作的王安元、王安振兄弟俩出生在东都,是我的孙辈,因幼年丧父,母亲改嫁到东北,他俩在东北长大,在洋行做小工,学会讲日语,从小饱尝日寇侵占下的苦难生活。经我动员,1940年回到东都,在敌工部日军反战同盟工作。日军反战同盟是我部用日本人来做日军反战宣传的工作机构,属敌工部直接领导。他兄弟俩利用有利条件,为我搜集提供大量有关日军的情报。鲁中军区所属部队几次和日军作战,他兄弟俩都在前线担任宣传和翻译工作,并积极做好日军俘虏的教育转化工作。当时敌工部反战同盟有日本、朝鲜人40多名,这些人被俘后,经我们教育,思想转变很大,都能积极参加反战同盟的工作。抗战胜利后,由于忙于战事,工作调动频繁,与安元、安振兄弟俩失去联系。据说安元曾到济南找过我,那时我已不在济南,在西线兵团参加豫东战役。他为人耿直,脾气暴躁,仇视日伪汉奸,不满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时常和伪职人员顶撞吵架,坐过国民党的牢。后来参加东北解放,一直在东北地方工作。安振随军南下到浙江杭州交际处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因为兄弟俩历史复杂,还能讲日语,被造反派怀疑是“国际间谍”,长期关押,拷打逼供,受尽折磨。因为唯一知道他们全部历史的我也早已关押在北京。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快结束前,才复职自由。粉碎“四人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兄弟俩才得以落实政策。
当年许多参加敌工工作的人员,是我和其他敌工干部直接物色,单线联系,建立情报点的。这些人员当时没有名分,没有任何报酬,是自己出钱出粮,冒着生命危险参加革命的。由于战争年代部队调动、人事变化十分频繁,和这些敌工人员很容易失去联系。这些敌工人员好多当时都是“两面人员”,明里为日伪汉奸服务,暗中为我收集情报,掩护革命同志。那时也没有什么档案和文字记载,尤其敌工工作,什么事情都在个人脑子里。这些同志,不管他们后来从事什么工作,过去的特殊经历,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肯定会给他们带来许多麻烦。我心中怀着深深的不安,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都尽最大努力为他们解决困难。
我记得在日军反战同盟工作过的一个朝鲜人,叫金明,抗战胜利后回朝鲜。还有一个朝鲜人叫崔春生,通汉语、日语,主要跟我做翻译工作,抗战胜利后也回朝鲜。有个日本人,叫小林,回国后一直热心于民间中日友好活动。1983年我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时,他随访问团来中国,到杭州时,我在刘庄国宾馆宴请他一行。40多年前结下的友谊,今天仍能继续为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做些有益的工作,我们感到十分高兴。
由于年事太远,在当时我领导下的敌工战线工作过的很多同志,我已记不清他们的名字了。但是,无论我记得的,还有记不得的,如今健在的,还是过去牺牲的,或者后来去世的,在战争年代生死考验中结下的革命情谊,是永远不会淡忘的,我至今一直在深深地怀念他们。
浏览:4602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