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李耀文同志再次催促我，要我抓紧把和刘馨的婚事办了。他说，你和刘馨互相了解的时间较长了，在艰苦的战斗环境中结下的情谊，十分可贵。刘馨14岁就参加革命。几经艰难和生死考验，是一位意志坚强、有骨气、有志向的女青年。你们结合，将来可以互相支持、互相关心，更好地工作，为革命多作贡献。
李耀文同志当时任八纵政治部主任，山东荣成人，为人正直、热情、谦虚谨慎、处事公道。我们早已熟悉，互相间关系很密切。他是我和刘馨之间牵线的热心人。李耀文同志说，你们这一分开，说不定什么时候才能碰在一起。他要我办完婚事后再去西线兵团报到。我和刘馨经过认真商量后，打了结婚报告，经兵团政治部批准，就结婚了。
刘馨家庭是地主成分。她家在孟良崮下垛庄以东的师古庄，她的祖父是当地颇有名望的开明地主。那时党的一切活动都是秘密进行的，一旦暴露身份就要坐牢杀头。沂水垛庄的刘家很有名，刘如兹是共产党员，曾任山东共青团书记，1934年前被韩复榘杀害。她祖父受此影响，也与革命力量靠拢，不惜变卖土地，积极支持两个儿子参加革命。刘馨的父亲刘长鑑（字镜塘）是1933年在济南求学时入党的中共党员。1934年山东党组织被破坏，他因回家完婚，免遭韩复榘杀害，1938年经彭瑞林介绍重新入党。刘馨母亲、叔叔和两个姑姑都是1938年王兴介绍入党的中共地下党员，沂水九区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就在她家里秘密成立。支部的许多会议和活动都在她家举行。南来北往的地下党的骨干和八路军部队到垛庄，经常在她家落脚，吃住在她家，受她家掩护。她家成了鲁中地区地下党的一个重要活动中心。
为此，她家多次遭到国民党反动当局和日伪汉奸、日本鬼子的威胁、迫害。1941年冬的一天，汉奸大队长刘乃林指使一帮汉奸闯进她家，抓走了年仅11岁的刘馨和她60多岁的祖母。企图以一老一小为人质，要挟刘馨祖父、祖母交出两个儿子，并要他们声明脱离共产党，保证不参加抗日活动。否则，就要把祖母和孙女俩作为顽固的抗日赤共分子，交给日本鬼子特务机关处理。
鬼子和汉奸十分狠毒，毫无人性。他们把一个年迈多病的老人和她年少的孙女关在一间暗无天日的牢房里。不仅用饥饿、寒冷、疾病折磨她们，还用恐吓、拷打等手段，在精神和肉体上虐待她们，企图让刘馨的祖母交出两个儿子。刘馨的祖母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对丈夫和两个儿子的革命活动，她不仅清楚而且积极支持。跟着共产党毛主席走，革命一定会胜利，这种真诚的信念，她从来没有动摇过。尽管她的人生道路艰难曲折，并由于当时的各种原因，一度受到错误打击和不公的待遇，但她对自己过去为革命作出的无私奉献始终无怨无悔。可怜的一老一小过着非人的生活，在狱中度过了半个年头。敌人几次威胁要杀死祖孙俩。令人遗憾的是，刘馨的祖母由于过多地遭受身心折磨，没有等到全国解放，就去世了。
鬼子汉奸要杀害祖孙俩的消息，敌人早已告诉刘馨的祖父。她祖父听了确实十分紧张。他当然不会做有损党的利益的事。但他托人告诉鬼子汉奸，要用钱赎命。他的确这样做了。他四处托人，要卖掉自己仅有的土地，用钱赎回妻子和孙女两条命。鬼子汉奸一计不成，也表示暂时同意，先交钱来方可保两人性命。刘馨祖父一再压低土地价钱，但还是迟迟卖不出去。他也知道，在长期战乱、日军掠夺和官匪压榨下，旧中国的工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中小地主都自身难保，广大农民食不果腹，哪里还有人出钱买土地？
就在刘馨祖父为此急得生病在床，奄奄一息的时候，1942年春我们反“扫荡”开始了。我随一团参加作战行动。
刘馨的家庭在当地是有点名声的，我们也知道刘馨和她的祖母关在崖子的鬼子据点里。我们部队先打下垛庄，接着打崖子，战斗很快就结束，汉奸大队长刘乃林被抓住枪毙。刘馨祖孙俩就得救了，但她的祖父就在这一天病故了。我当时只知道刘馨祖父母和她父母、叔叔的情况，也听说过刘馨和她祖母坐牢的事情，对她老少俩在狱中的表现很钦佩。但那时我们没有见过面。后来才知道，刘馨出狱后，在她一再要求下，进了沂南县县学。校长由当时任沂南县县长的翟翕武同志兼任，袁芳烈同志也在这里读书。1949年翟翕武、袁芳烈随大军南下，“文化大革命”后在浙江省担任省级领导工作。
刘馨的父亲当时担任沂南县民政科长。他一直留在山东工作到离休。刘馨在县学读了两年书后即参军到部队。此后，她就随着大部队，行军作战，转战鲁西南、豫、皖、苏，参加洛阳、宛西、开封和淮海战役、渡江战役。
我和刘馨结婚是在1948年的8月，具体哪一天，已经记不起来。婚礼十分简单。很多纵队领导和机关干部前来祝贺。但是没有酒席，没有糖果，大家一起在机关食堂里吃的饭，以茶代酒，虽然简朴，但很热闹。
婚礼那天发生了一个小小的误会。当时我们通过六十五团政治处主任张正德，通知该团七连指导员刘馨的表哥支福田，要他赶紧骑马到保卫部王部长这里去一趟。他一路上十分紧张、害怕，因为他知道凡是保卫部找谈话准没有好事情。他曾亲眼看见有的人一去不回，有的人被保卫部审查后枪毙了。一路上心想自己出了什么大问题了？自己虽然出身地主家庭，但早已破落了，16岁入伍就向组织交待清楚了，也表过决心，写过保证，背叛地主家庭，永远跟着共产党革命。没有隐瞒任何历史问题。自从参加革命以来，一直对党忠心耿耿。作为一个连队干部，一向工作积极，严格管理教育战士，处处以身作则；打起仗来，从来没有贪生怕死，危急时刻总是冲在前头，不管枪林弹雨，猛打猛冲，立了不少战功。平时生活中，虽然脾气有些暴躁，说话有点随便，但没有做过任何违规违纪的事。那么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保卫部长要直接找谈话？当支福田赶到我这里，向我报告他是六十五团七连指导员支福田时，说话都有点哆嗦，脸色显然十分紧张。一旁的刘馨看出来了，笑着说：“没有事，我们结婚，请你来参加婚礼。”原来是团政治处主任没有把话说清楚，也许是故意作弄他，才发生了误会。
婚后，我带着爱人刘馨，警卫员宋文祥，工作人员周恒葆、王汝良，饲养员大老刘，去华野总部报到。当时，华野总部在曲阜。我报到后，即在曲阜参加华野前委召开的以加强纪律性为中心的扩大会议。会议开了近一个月，结束后，我又调任山东兵团后改为第七兵团保卫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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