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泰位于山东省中部，北依五岳之首泰山，南临孔子故里曲阜，是山东省粮油、蔬菜重要产区。新泰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景色秀丽。新泰的莲花山，素有“小泰山”之称。
相传，夏代曾将全国划为九州，新泰属于徐州之域。商周时期，今新泰之地曾分别有杞国、菟裘、淳于等小国先后存在。杞作为一个东方小国，在大国争霸、弱肉强食的局面下艰难生存，未免凄凄惶惶，因此“杞人忧天”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有名故事。
1983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新泰、新汶两县市合并成立新泰市。
我的老家东都镇，东南面有一条大河，农民下地干活要渡过大河，故原名东渡庄。传说，清咸丰年间，有一支太平军驻在这里，遂改名为东都镇。东都镇如今是产煤基地，有铁路专用线11条。这样，现在东都火车站就成为山东省重要的货物集散地之一。
在我出生的年月，为了防御土匪，东都镇四周修筑了一道又高又厚的围墙，墙的东、南、西、北建了四个炮楼，开了四个大门，南门上有“古平阳”三个字。后来我查书，得知春秋时代此地是鲁国的平阳郡。据考证，世传之尧都平阳在新泰，所以新泰旧称“平阳”。
父亲王志勤、母亲王马氏是两位勤劳、善良、能干的农民，靠自己的辛劳和节俭积下一份家业，有一个四合院20多间房子、30多亩土地、两头牛、一头驴。在当时，这样的家境算是比较好的。因此，土地改革时我的家庭成分划为中农。
兄弟六人中我最小，原取名春芳，后我自改为单名。父亲看我从小长得又瘦又高，乖巧机灵，断定不是一个干庄稼活的料，也不是一个做生意的人，只有好好读书，将来还可以当个教师，才有生活出路。
我6岁开始读私塾，念的主要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书”和《书》、《诗》这“五经”中的两本经书；还学了《千家诗》、《古文观止》。我特别喜欢《醉翁亭记》、《爱莲说》、《陋室铭》这些好文章，反复咏诵，至今仍记忆犹新。这是我家家境最好的一段时间。全家三十几口人，没有分家，兄弟、妯娌之间从无争吵，和睦相处。五个哥哥下地干活。
父亲对我的学业颇为关心。他小时读过几年私塾，记性很好。我放学回家，他经常要我背书，回答提问，有时背得流利，答得正确，他就很高兴，稍有疏漏，他就脸一沉，并立即纠正，接着还给我通讲课文内容。大概父亲很快发现我读书非常自觉认真，记忆力和理解力特强，学业长进很快，就不再经常检查我的功课了。
父亲生性不喜多言，善于筹谋，为人正直，处事公道，在村上威信很高。邻里乡亲发生各种矛盾，人们都乐意听他调停。无论争吵多么激烈，父亲总是静静地听双方把话说完，然后不慌不忙地说出自己的看法。我当时感到十分奇怪和有趣，父亲有什么魔力，只要他一出面说话，村上再大的事都能摆平，平日再蛮横的人也软下来了，大家都认这个理。父亲虽然在村上有特殊地位和威信，但从来不占别人一点便宜。相反别人需要他帮助时，他总是十分慷慨。我儿时家里每年春季总有一部分粮食接济给接不上茬的人家，秋后还得起的不收利息，很穷的人家就全免了。
父亲为人宽厚，但治家特别严格。每晚8时左右，他就一个一个查问家人回来没有，然后关上大门，叫大家熄灯休息。他绝不允许家中有人做出有损门庭的事。他在我们眼里的确是一位非常威严的家长。家里要是有人做事出了差错，他从不打骂，也不大声训斥，只是板着脸，轻轻批评几句。他相信以理服人。我们儿辈非常尊敬他，从来没有和他顶过嘴。
母亲是个十分贤惠的人，我刚12岁时她就去世了，家中的事情都听从父亲的安排。为了办丧事，父亲变卖了一部分田地，并开始分家。父亲自己留了一部分养老的田地，我跟父亲一起生活。一家人仍然支持我继续读书。
不久，北伐军打到山东。国民政府开展新政运动，废止私塾，开办学堂，我们叫它洋学堂。初小主要学习国文和算术，我因为有私塾的底子，国文学得很轻松，把主要精力用在学习算术上。学校每周一都要召开晨会，师生一起背诵孙中山先生的“总理遗嘱”。“总理遗嘱”中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被作为一副对联挂在教室前面，上面是一条横幅“天下为公”。这些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过了大半个世纪，今日的我仍可以一字不漏地把“总理遗嘱”背出来。
我12岁时读完初小，到离家9公里的新泰县城第一完全小学读书，这是当时新泰县最高学府了。我记得开学第一个活动就是“9·18”一周年纪念活动，声讨日寇侵略罪行，宣传民族团结，号召一致抗日，在我们少年学生心中激起了对日寇的无比仇恨和愤怒。我读完小时的教师戴伯傥，是抗战初期的地下党员，曾任新泰区委书记，后来被汉奸杀害了。
我的读书生活是艰苦的。当时在校吃饭，三分一斤馒头，一天要一毛钱，我吃不起，只能在每星期六下午没有课的时候回家，家里用小米、高粱做煎饼，我带足一个星期的干粮——玉米高粱煎饼加咸菜，在星期日下午回学校。学校平时只供开水，别的什么都不管。遇上大雨大雪天，只好由家里人把干粮送到学校。我在学校三餐吃的就是煎饼、咸菜加开水，当然还要每餐估算着吃，不能前吃后空。我对这已经感到很满足了。
全校七个班，有200多人。我年纪比较小，学习很用功，考试成绩总在前几名，尤其是作文，经常被贴在墙报上。老师都很喜欢我。印象最深的一位老师叫李枚青，他教音乐。另一位老师叫王世彤，教国文的，上课用他自己编写的讲义，有倾向革命的文章和文学作品，他很动感情，有时讲得声泪俱下。有一天，王世彤得到国民党要抓他的消息就跑了。后来我同他一起参加抗日游击队，到部队后他改名为王炜之。
我在空闲时常到这些老师宿舍里玩，他们经常给我讲当时的革命形势。我特别喜欢听他们讲红军的故事，比如独眼将军刘伯承、常胜将军徐向前、夜战将军肖克等。红军好比神兵神将，英勇无比，有红军的地方，没有土豪劣绅，人人有土地，人人有饭吃。他们还介绍一些进步书籍给我看，使我懂得了一些革命的基本道理，他们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老师。
1934年，我14岁时考上了济南中学。教务主任梁祝航是我的老乡，思想也很进步。他对我的帮助教育很大。抗战初他曾任山东抗敌自卫委员会主任，解放后，在国家粮食部门工作。
在济南中学读了一年后，因发生济南战事，学校很乱，加上家庭经济发生困难，只好辍学回家。
不久，父亲又后悔了。他认定我只有读好书，才能找到生活出路。他实在不愿耽误我的学业，便变卖了一些家产，为我在当地请了一位很有名望的私塾老师，读了整整两年。他教的全是“四书五经”和《古文观止》中的文章。他知识渊博，课文内容讲得透彻易懂，加上我已经有了比较好的语文基础，对古文很感兴趣，常被这些文章的内容和文采吸引，理解较快、感触较深。
在这一段时间里父亲基本上不叫我干农活，他只要看到我在房间里看书就不管我了。其实父亲不知道，我放学回家几乎把所有课余时间都用来读历史小说和文学作品。四大古典文学名著和巴金激流三部曲的《家》，以及《封神榜》、《东周列国志》、《说岳全传》等，我看得着了迷，常常忘了吃饭和睡觉。父亲是一个很正统和严厉的人，他不允许我看老师规定以外的闲书，更不准我看那些讲妖魔和言情的小说。如果发现我日夜在看这些闲书，不知他会气成什么样。
我的老家东都镇，有一个张庄煤矿，产优质煤，因此虽然地方不大，公路交通却方便。日军占领时又修了一条铁路。从这里到新泰县城只有9公里，去济南、青岛也相当方便。日本侵占时，这里的煤就源源不断地从青岛码头运往日本。在镇上生活的，各个阶层的人都有，矿工、农民，做小生意的，开店铺、茶馆、饭馆，还有大烟馆的，五花八门。从这里进进出出，招摇过市的，都是那些地主、资本家、黑社会分子、反动官僚和日本鬼子。他们过着荒淫无耻和花天酒地的生活。而工人、农民和小贩像牛马一样拼命干活，还是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我生长在这个地方，亲眼目睹国民党的腐败，日本鬼子的野蛮，旧社会的黑暗，使我从小就感到这个社会是这样不公平。当我对这个世界感到迷惑不解、可恶可恨和对个人前途非常渺茫时，就开始从地下党、学校老师那里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从此，一个投奔革命的念头就从心头开始萌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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