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芳”这名字很普通，同名同姓者很多。喜欢上网的朋友，只要在网上搜索一下，就可以查到许许多多“王芳”，且几乎全是女性：有女演员叫“王芳”，电视台节目女主持人叫“王芳”，女记者叫“王芳”，女律师叫“王芳”，女老板叫“王芳”……
见到我的人，差不多都说过这样的话：“王芳，你为什么不把名字改一下？”
其实，我从小取的名字叫王春芳，参加革命后去了一个“春”字，留下一个“芳”字，改名“王芳”。改名的本意是以此勉励自己：参加革命就要准备牺牲，不管斗争环境多么艰险，道路多么曲折，要自觉地为革命事业奉献一切，给自己政治上留下一个好的声誉，也就是留“芳”。
我一直坚持不改“王芳”这名字，原因是毛泽东主席不让改。
毛泽东主席为什么不让我改掉“王芳”这名字呢？这里面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那是1953年12月27日，毛主席来到杭州。
元旦前夕——12月30日，中共浙江省委请主席吃饭。我和主席坐同一桌。
吃好饭后，主席兴致依然很高，没有立即离席。大家围着主席说闲话。
罗瑞卿同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公安部部长。当时为了做好主席的安全保卫工作，他陪主席从北京来到杭州。这时，他指着我说：“王芳同志的名字应该改一改。一个山东大汉，名字怎么像女人似的？认识的人还好，不认识的还以为是个女同志。”
我当即表示同意改名，把草字头去了就行。不过我又说，我改名字要报上级批准。因为我那时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的任命书上写着“王芳”，改名字当然也得上级批准才行。
毛主席多喝了点酒，显得红光满面，谈笑风生，也指着我说道：
“你们同意，我不同意！你山东绿化这么差，到处荒山秃岭，山上不长树，有的连草都不长。你王芳头上刚刚长了一棵草，就要除掉它，我不同意。什么时候山东绿化搞好了，你再改名字。”
主席一番话，说得大家开心地笑了。
元旦后的初春，我陪主席上莫干山。莫干山郁郁葱葱。上山后，主席在山庄别墅——皇后饭店休息。吃午饭时主席又记起我改名这事。他说，莫干山应当成为全国绿化的典范，你们山东一半地方的绿化像莫干山，你的名字就可以改了。
主席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他不同意我改名字，从此我就一直没有改——因为山东的绿化搞到了什么程度我不清楚！
由于工作需要，我多年来战斗在隐蔽战线、公安战线。曾经有几位作家和热心人，通过各种关系多次找我。他们对我过去的身世，特别是长期从事敌工工作的经历十分感兴趣。在很多人眼里，敌工干部是和魔鬼打交道的人，敌工工作充满神秘色彩。他们很想把我过去的斗争生活写成文学作品，拍成电视剧。对此，我没有支持和配合。我一直认为，过去我经历过的事情，不论有多么惊险复杂，多么曲折动人，多么重要，都是在党组织直接领导和重视下，在同志们的共同合作、配合支持下完成的。功劳是党的、大家的，不是我个人的。有的作家积极性很高，经过多方搜集一些资料后就开始写作，以故事连载的形式，刊载在报刊上，还有的拍成电视连续剧。故事的主人公虽没有用我的真名实姓，但在注解上仍注明故事主人公的原型就是公安部部长王芳。他们这样处理的目的我是理解的。他们把文章和影片拿来请我审查，写书的请我题书名、写序言，希望能正式出版，电视剧能公开播放。这些都被我谢绝了。
我不同意出版描写我过去从事敌工工作的书和电视剧，还有这样的考虑：敌工工作是隐蔽的，使得很少有人能够接触它的真实情况，就是在同一个单位不同部门工作的同事，也不可能了解我们的具体工作。敌工干部之间是不能互相打听谈论自己和对方的工作的，这是铁的纪律。许多工作的开展都是直线联系的。敌工工作的任务和性质决定了它严格的保密性，工作都是秘密进行的，为了安全有效，知密面越小越好。过去做过的事情，曾经采用的手段，当时要保密，有的至今仍要保密。毛主席早就强调，保守机密，必须慎之又慎。今天国家有保密法，人人必须遵守。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给我们的作家想在这个领域搞创作带来了特殊困难，不仅无法体验实际生活，就连搜集资料都困难重重。
敌工工作是一条看不见的战线，它不像炮火连天、硝烟弥漫、面对面刺刀拼杀的战场。它要学习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战术。要在敌人巢穴里生存和斗争。它既充满刀光剑影，又扑朔迷离，它随时需要斗智斗勇，接受生死考验。这是一个外界很难觉察，无声的隐蔽的战场。它在战争中发挥的是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作用。它的隐蔽性增强了人们对它的神秘感和好奇心。这也是描写战斗题材的成功作品不少，而反映对敌斗争隐蔽战线的成功作品少得可怜的重要原因。
我从抗战初期在八路军部队担任锄奸科长兼敌工科长，后来担任纵队、军区敌工部长和兵团保卫部部长，解放后担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省政法书记、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直到公安部部长。我一生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都在直接从事和领导对敌斗争和安全保卫工作。我差不多一辈子战斗在党的对敌斗争和公安保卫战线上，是党的对敌斗争和公安保卫工作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实践者和具体领导者，是党的敌工战线的一名老战士，历史见证人。我对党的工作怀有深厚的感情，党的工作在我心中拥有崇高的地位。
我们党历来极其重视这条战线的工作，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建设时期，始终把它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因为它密切关系着一个政党、国家、军队的生死存亡，人民事业的前途命运。
敌工工作看似神秘，其实不然。它是党的一项实实在在的工作，是对敌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敌工工作的艰险程度是一般人难以体验和了解的。它要和魔鬼打交道，和敌人面对面斗争，没有坚定的革命信念，没有无畏的牺牲精神，没有在险情面前处惊不乱，随机应变，善于斗智斗勇和积极努力、艰苦细致的工作作风，是不可能做好这项工作的。敌工干部在工作中，经受各种考验，经历各种惊险场面，不仅吸引许多人想知道真情，激起一些作家的创作热情，就连自己回首往事也是心潮难平。
熟悉我过去那段历史的人，有的说我是活着的“李向阳”。我不想接受这样的桂冠。我觉得我过去干的革命工作都是我应该干的分内事，不值得宣扬，更不要宣扬我个人。曾经同我一起战斗过的许多同志都牺牲了，他们没有享受革命的胜利果实，什么也没有留下。我对自己的一生，一直看得很平常。我总认为，一个革命者，只要扪心自问，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就心满意足了。
令人痛心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歪曲我长期从事对敌隐蔽斗争的历史，把我担任公安厅厅长期间，精心组织、周密策划、成功破获的几起国民党台湾特务机关派遣潜入内地妄图破坏的特大案件以及派遣得力人员，打入国民党台湾当局高层，获取重要情报，受到当时公安部的高度重视和肯定的事情，诬蔑为“一贯通敌、资敌、养敌”，是“台湾国民党大特务”。这也是我蒙受牢狱之灾的原因之一，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直接过问和关心下，才得以释放，恢复自由。
由于年纪大了，对许多往事渐渐淡忘了，但对从事敌工工作的那段经历，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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