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军对日宣战，向中国东北进兵。胶东部队根据党中央指示，准备占领大城市，接受日军投降。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胶东公安局长于克同志命令我和张本万速去青岛作日伪军的工作，为我军接收青岛作内应。当我和张本万赶到青岛时，那里已被国民党抢占了。后来，我重返胶东公安局，同张战东(胶东公安局一科科长)、丛振东一道，跟随吴克华司令员、林一山政委率领的部队，一起到蓬莱县栾家口乘船北上。北海地委书记吕明仁同志是我们北上干部大队的大队长。同船人中，除张战东、丛振东(我的队长)外，我一个不认识。船在海上遇到大风，我们在辽西兴城靠岸。占领兴城后，我和俞伯、刘毅几个人编在一个小组，向群众作宣传工作。在兴城住了1天，东北局指示我们将队伍拉到辽南。我们又从兴城上船渡海到营口二界沟下地步行，经海城、岫岩到庄河。邹大鹏同志又把我和俞伯、刘毅、隋芸生、衣钦堂等同志分配来大连。我们从庄河坐汽车，经普兰店到达大连。来后住在金城银行(现斯大林路2号大连航运公安局大楼)，由苏军警卫。我们来时，从沈阳来的韩光等同志已先在那里。
根据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当时，苏军对旅大地区实行军事管制，国民党曾公开成立市党部，在金城银行北边关东贸易联合会(现七一街1号)挂上了中国国民党大连市党部的牌子，每天早上组织一些青年学生在3楼平台上唱国民党党歌，活动很嚣张。他们利用日寇对大连人民40多年的残酷统治，人们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情况知道不多的盲目正统观念，进行造谣宣传，与国民党接收旅大的浪潮紧密配合。
成立没收敌伪财产委员会
警察总局(后改公安总局)组成之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大问题之一是后勤供应问题。人员要吃饭，警察要换装，维持机关部队的工作要经费。没有物质基础和经济保证，我们这支队伍就难站稳脚跟，政权也不能巩固。经市委研究，决定成立1个敌伪财产没收委员会，没收敌伪财产充作革命经费。韩光和赵东斌同志找我谈话，叫我具体负责敌伪财产的没收工作。为工作方便，给我1份由韩光、吕塞同志签发(盖个人名章)的委任状。直接领导我们工作的是公安总局总务科长胡俊(毛远耀)和张国权(已故)同志，在现在的斯大林广场东南角的卫生学校和上海路的呢绒服装厂都挂过没收委员会的牌子，但没挂几天就摘了，据说是苏军当局不同意。不管苏军同意不同意，没收工作我们还是继续干。当时总局调给我1个排的武装警察，负责押运物资。
我虽然14岁就在大连学徒，大连是我常来常往的地方，认识一些人，但对日本敌伪财产情况不了解。特别是解放后，表面的敌伪仓库和物资，不是被苏军没收了，就是被人抢光了。日本资本家的财产都隐藏了起来，不了解内情是没收不到东西的。而熟悉情况的人，只有那些曾给日本人干过事的人，如宪兵、警察、翻译和职员。经请示韩光、赵东斌同志同意，决定选用几个熟悉这方面情况的人，条件必须是没有血债，民愤不大，日寇投降前就辞职不干的，又必须有可靠的人作介绍方可使用。
我多年的同事和工友孙文瑞，为人正派，对革命有一定认识，工作上有办法，会讲日本话，在社会上联络面广。我考虑该人做此项工作比较合适，便首先选定了他，然后通过孙文瑞的介绍，选用了王盛达(宪兵补，解放前就不干了)、王介新(小商人、会日本话)、常维尊(日本商店职员，会日、俄语)、车伟器(日伪翻译)、隋德权(翻译)等几个人。我和这几个人，加上调给我们的武装警察，从事没收工作。办公地点设在邮电局南面原三越洋行的办公大楼(现上海路61号大连呢绒服装厂)。
考虑到没收了的物资要有车运，我们便先没收了几台载货汽车。没收工作开始并不顺利，一些日本人勾结白俄利用苏军和我们对抗，我们没收到的物资，苏军有时在半道给截走了。不解决这些问题，没收工作难以进行。正好这时我们结识了我党派到苏联学习并随苏军来大连的刘亚楼(王松) 同志。我们向他汇报了这个情况后，他亲自处理了几个和我们捣乱的白俄，打通了与苏军的关系，扫除了障碍，没收工作才得以顺利展开。
筹建总局被服厂
我们来大连开辟工作的干部，是从各解放区派来的，穿着解放区服装，群众一看就知道是共产党、八路军的干部。加之时值初冬，天气渐冷，我们的警士穿的还是日本统治大连时代的单警服，换装问题成了当务之急。要解决机关干部和部队的穿衣问题，需要有一个大规模的被服厂才行。所以韩光和赵东斌同志命令我立即成立一个总局被服厂，任命我为厂长、孙文瑞同志为副厂长。我们两手空空，既没有机器又没有布匹，只有从没收上下功夫。我先和孙文瑞商量，选择原三越洋行办公大楼做被服厂，把里边的日本人撵走，把没收委员会和被服厂的牌子都挂在那里。后来发现常盘桥(现青泥洼桥)三越洋行卖场(现大连秋林公司)大楼5楼上有上百台电动缝纫机和大量布匹，我们便就地干了起来。工人是通过孙文瑞和我的老工友蔡维新找来的。后来三越洋行卖场被苏军要去改称秋林公司，被服厂才搬到办公楼内。搬迁时，厂里有上百台缝纫机和大量布匹，苏军不让搬，并派人看管，我们就晚上派人进去，从地下道偷运出来。但是，三越那百台缝纫机不够用，大家又分头想办法，发现神明、弥生2个日本高等女子中学里有许多缝纫机，又将那里的上百台缝纫机没收了过来。此外，我们还没收了大批布匹和棉花，用于被服生产，不仅为本市干部、公安战士生产被服，还为辽东军区、东北局承担了一些被服生产任务。
没收工作继续进行
在刘亚楼同志的支持帮助下，没收工作得以顺利进行。通过王盛达、常维尊、王介新等人，又团结了一些知情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发现了一些秘密仓库。如三越洋行商场大楼，每个楼层半梯口就是一个仓库，非常隐蔽。经过一段秘密了解，我们首先没收了几久屋(现天津街百货大楼)、浪华洋行(现大连百货批发站)、三越洋行和几个日本商店，特别是浪华洋行和三越洋行，物资堆积如山。拿三越为例，我们用三四台运货卡车往总局红叶町(今一二九街)仓库和被服厂运了七八宿(白天运苏军怕干涉)。从几个金库里没收的金条、元宝都用包袱皮包，有三四包，没收后都直接交给了胡俊和张国权同志。
我们在没收之前，先把日本资本家找来，把商店和仓库的物资全部封存起来，对他们历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说明他们的这些财产都是掠夺中国人民的，现在我们要把它收回来，归还中国人民。但他们还想要点面子，说政府要“接收”可以，不同意“没收”。我们给他这个面子，便把“没收”改称“接收”，用“接收”的名义开展工作。
为了保护房产，防止别人抢占，有人建议把我们接收的房产都挂上我的门牌，别人就不敢抢占了。因此，天津街那一带许多房子都挂上了我的门牌。这便是有人把天津街说是“谢谦街”的来历。后来赵东斌同志说这样不妥，还要防备国民党来。为不暴露自己，又把牌子摘去了。现在天津街的旅游旅社，我们接收后作为新华公司的职工宿舍；现在火车站前胜利广场的7层楼(人民饭店)原是日本旅社，接管后交给大广场分局(今中山分局)。没收的剧场、电影院，由隋德权负责经营了一段时间后，除群众剧场留作总局用外，其余都交给了市职工总会和中苏友好协会经营。没收和贱价收买日本人的房产，先由新华公司房产科负责管理，以后有的给了妇联，有的给了市职工总会和各解放区在大连办的贸易单位。
新华公司及其所属企业
解放后，日本人经营的企业、商店倒闭，市面混乱。我们接收几家大百货店之后，市委指示我们开展正常营业，承担起供应市场、活跃经济的责任。据此，1945年末，成立了新华公司，由我任经理，孙文瑞任副经理，办公地址设在原浪华洋行3楼。公司内除设经理室外，还有人事科(科长姜玉珍)、总务科(科长李元亭)、财务科(科长于纯仁)、房产科(科长张积言)，分工负责所属企业的经营管理业务。
新华公司的所属企业，除成立最早的总局被服厂外，有中华商店(原三越洋行卖场，经营不几天即被苏军要去，改名秋林公司)，经理常维尊；中华商场(原几久屋)，经理王盛达、马鹏飞；新华商店(原浪华洋行1楼)，经理常维尊；久大贸易公司(在火车站西侧道南拐角处)，经理初子光、傅子勤；久大汽车公司(原在实验剧场后面，后迁劳动公园北门体育馆道东，现友好街42号电子研究所技术服务部)，经理宋存亭；针织厂(现大连棉织厂)，厂长刘洪顺。并在新华公司2楼开设了舞厅，作为全市商人聚会的场所，便于我们从中了解政治、经济情况，经理是吕惠之。在新华公司南侧，开了个大华饭店，有警察站岗，是地委、总局招待宾客的地方，经理王家岳。
新华公司成立后，地委和总局给新华公司规定的任务是：
1.继续接收敌伪财产。因为这部分财产，我们若不接收，苏军也会接收，或流入某些私人手中；
2.接收的企业、商店，恢复营业和生产；
3.受肖劲光同志的委托，由新华公司代表东北局向苏军办理物资交涉，签订贸易合同(因我们当时和苏联没有建立政府间的外交关系，只能通过民间商业形式办理。此事是1946年夏天肖劲光同志二次来大连时，领苏军政委到新华公司商定的)。地委决定：凡是新华公司同苏军交涉的物资，一律由黄达同志负责转运给东北局。
没收工作继续由孙文瑞、王盛达等同志负责进行。他们地面熟、结交广、办法多，通过说服教育，取得了很大效果。当时日伪军警手中有不少枪支，市面白天黑夜都经常听到枪声，有些苏军士兵盗卖枪支。为避免这些枪支流向民间，影响社会治安，总局指示我们收缴枪支时，也可以花钱收购。经王盛达等人工作，收缴(包括收买)了上百支枪支，主要是手枪。这些枪支当时除交总局部分外，一部分被解放区派来的干部要走了。如辽南部队派王成学(原胶东公安局干部)来要去一部分；烟台市公安局要去一部分(当时新华公司和烟台公安局联合经营水上运输)。还有30多支存放在新华公司的保险柜里，由路淑娟负责保管。
日本人遣返回国时，新华公司设立了10多个点，专门收购日本人处理的家具等物资。
我们在没收敌伪财产的工作中，不仅与日本人、白俄斗，也和迟子祥(当时是苏军利用的大连市市长)等汉奸资本家斗。在我们没收几个日本配给品仓库时，迟子祥的大儿子迟良甫也去搞“没收”，被我们的工人赶跑了。迟子祥大动肝火，到苏军司令部告我们的状，说：“有谢谦在大连，我这市长不干了!”苏军司令官高兹罗夫找赵东斌总局长去研究，我们把迟良甫侵吞、没收日本人的财产全部调查材料交给了高兹罗夫，时间、地点、人证、物证都有，迟子祥讨了个没趣，只好认输。他知道自己是坏蛋，曾两次到新华公司登门拜访我，要请我到宾馆吃饭，和我交朋友，实际是怕我老抓他的辫子，告他的状。
1946年夏天，苏维之来新华公司任经理，我改任副经理。苏不久又南下了(后任武汉市工商局局长)。1947年初，陈泽(后任新疆自治区副主席，已逝世)来新华公司任经理，后将新华公司的部分财产带去同利公司。
根据地委指示，新华公司于1947年7月结束，财产全部交关东贸易公司，我调关东公安总局任生产科科长。
筹集支前物资
新华公司当时不仅保证大连地委、公安总局的一切供应工作，同时对华东和东北各军区都有一定的财力、物力的支援。大连对东北解放战争的物资支援是无法计量的，是名符其实的后方供应站。
1946年初的一个夜晚，韩光同志半夜把我找去，向我介绍说：“这是肖劲光同志，是东北前线指挥，乘苏军飞机来，刚下飞机，是为布匹而来的。”肖劲光同志说：“从关内调东北的部队，因被服供应跟不上，抵御不住东北的严寒，有的都冻坏了。”情况十分紧急，市委第二天一早就开会，决定全力以赴搞布匹。新华公司组织人力进行收购。我还领肖劲光同志参观我们的商店，让他亲眼看看商店摆的布匹都是私人委托商出售的。我们还为他购买了望远镜等军用物品。在市委统一领导下，新华公司很快搞到了一大批布匹，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
从解放区、敌占区、海外来的干部和过路客人，凡经批示，从头到脚的穿戴，全部由新华公司开销。如阎宝航(我地下干部)、徐寿轩(国民党中央委员)、袁东衣(宋子文秘书)从国统区来大连，日本反战同盟人士冈野进等，都由新华公司用最好的衣料，做成全套衣服，并在大华饭店举行迎送宴会，临走时还代赠高贵礼品。胶东地区日本反战同盟负责人小林和土肥来大连，地委统战部交由新华公司给安排食宿。地委、总局举行盛大宴会都在大华饭店，由新华公司开销。关向应同志逝世的丧事用品，也是由新华公司准备的。我们没收的医药和医疗器材，都交给廖由洁(住在新华公司)同志转运东北战场，并派人协助收购和通过贸易商到南朝鲜去采购医药。支援前线的大宗物资是棉布、棉纱和汽油。我和公安总局何振亚督察长曾经率领20几台汽车往安东送过一次汽油，是吕东同志亲自接收的。棉纱主要是金州纺织厂的产品，归苏军工业部长鲁亭高管。经过多次谈判交涉，才将棉纱交付新华公司，还要新华公司交付现金。然后，我们转交黄达同志运往东北。其间，我们发现被白俄从中用高价买去一部分，经和苏军司令部交涉，我们抄了白俄的家，抄出的元宝包了一小包袱。支援辽南的物资，主要是汽油。负责接运人是杨勉和周民。
疏散财产
1947年春天，由于形势的变化，地委做了关于国民党接管大连后的对敌斗争准备工作。我们根据地委指示，开始对新华公司的资金和物资作了疏散。除有些物资运到总局仓库和部分财产移交同利公司外，还分出一部分资金设立了几个商店，以干部个人名义经营，这样一旦国民党来了，能站住脚。同时对人员进行了清理，对有问题的人分别做了处理，严重的捕办，一般的辞退。余下的除公司本身保留一部分外，分散到各个商店。这些商店都由新华公司出资，由个人出面经营；与公司立有合同，收入按比例公私分成。到1948年夏天，这些商店除个别外，都先后结束了营业。
新华公司内部的敌我斗争
大连解放初期，新华公司为地委机关和公安队伍建设筹集了大量资金，保证了后勤供应，还筹备了大量物资，支援了华东、东北的解放战争。东北民主联军和旅大地委、公安总局领导都很重视新华公司的工作，给予很多鼓励和帮助，这是新华公司取得成绩的根本所在。由于新华公司的影响越来越大，也引起敌人的注意和重视。国民党不仅利用广播电台，对它做过多次造谣攻击，并多次派遣特务分子，打入公司内部，发展组织、窃取情报，进行破坏活动。最早是国民党大连市党部派林钧朴打入新华公司，先后发展10几个人；后是潜伏特务分子隋成维；再后是以赵元旭、于中为首的国民党特务分子，活动很猖狂。他们在宿舍(现旅游旅社)开会，研究对策、拉拢青年，发展组织。受其拉拢跟他们跑的有郭科、李元亭、徐建修、路淑娟、王佳芬等人。隋成维是国民党从普兰店派进来的，单线领导，利用会计身份做掩护，不和其他国民党分子发生横的联系。因会计办公室与经理室相邻，便于掌握公司领导活动情况。隋表面老实，伪装积极，一本正经，不露声色地窃取情报。中山区区长潘清平(与我情报部和苏军有联系)一天对我说：“你们会计金库里有30多支手枪，你查一下这情报是谁送给国民党的?”当时管金库里手枪的是路淑娟，经反复研究．认为不可能是路干的。不是路是谁呢?一时想不出来。后来还是通过潘从普兰店把情报底稿搞了出来，才知道是隋所为。1947年春，国民党中将董彦平来大连“视察”之前，由苏军把这3帮特务分子全部逮捕押去苏联。
1946年～1947年，在公安总局的直接领导下，我们先后在被服厂、新华公司和舞厅召开过3次坦白交待问题大会，教育了群众，发现了一些坏人，但最多的还是贪污盗窃问题，开除的不少。对政治问题，当时的政策是尽量动员其彻底坦白交待问题，一般不开除公职，免得在社会上制造麻烦。
在这一斗争中涌现出一些先进分子。他们立场坚定，廉洁奉公，工作积极，敢于同各种不良现象做斗争，先后立了功，入了党。他们是孙文瑞、张树恩、刘洪顺、刘立德、魏惠臣、史洪喜等同志。(本材料是根据谢谦同志1983年和1984年写的《建国前公安工作回忆》，由大连市公安局公安史编辑室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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