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下旬，从怀远向东，经过蚌埠进人江苏地带。此时行军速度仍是日行80里左右。这时女同志多了，又有些病号，上级不得不派一二辆马车让我们乘坐，但要求共产党员要带头背着行李步行。经过多日的连续行军，同志们都感到十分劳累，有时一面走一面瞌睡，有趣极了。到宝应后，我们又进行了多日休整。然后，乘船过洪泽湖，上岸后再乘坐刚从敌人手中夺取的汽车，经过高邮，直奔扬州。在扬州短暂停留期间，纵队宣布了渡江纪律，如不准喧哗、不准在船板上走动等等。在4月下旬的一个夜晚，同志们急行军赶至江边，有秩序地进人轮渡底舱，坐在自己的背包上，又觉得过了很长时间才到镇江，因为大家都没有手表计时。上岸后继续南行，在丹阳一带我们与野战军汇合，这时，远方的炮声和近处的歌声（“打得好”这支歌似乎各军队都会唱）交织在一起，有野战军要同我们拉歌，我们却有点儿自量不如了。不久解放无锡，我们在离无锡约30里的一个村子里驻防待命。
都说江南山水如画，是鱼米之乡，来到无锡农村一看，果然名不虚传。这里几乎全是稻田，且河流交错，小桥流水，水牛耕地，农妇播秧，到处一派春忙景象。毛主席讲的“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里正是这样一幅画面。这里是新区，我们刚到时，群众对我们有点不信任，不敢接近我们。后来通过向他们讲形势，进行个别交谈，他们看到我们纪律严明，才逐渐信任我们。再后来。他们又自发地召集起来开会，请我们的领队王星九同志去讲话，因当地听不懂山东话，还请了一名文化人当翻译，他们这才听懂了。他们的主食是大米，不会做北方的馒头，但品尝了我们的馒头也觉得很好吃，于是好些家庭主妇便向我们的炊事员学习做馒头的方法。他们看到我们没有吃过蚕豆，也让我们品尝了她们做的蚕豆。就这样，群众同我们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了。在这里驻防20多天，上海很快解放，我们又一批批地送走战友，最后在6月初乘坐专列火车向上海进发了。
我们这批南下干部，行军历时五个月，途经三省20多个县，迂回行程3000里，因沿途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因而受到群众的称赞。行军途中，我们每到一地便帮助房东挑水扫院，临走时还要检查群众纪律，保证借用的碗盆随时偿还，如有损坏则按价赔偿。同时，我们还利用驻防间隙向群众宣传形势、宣传政策，实实在在起到了宣传队的作用。
至今我们感到，行军中发扬集体精神仍至关重要。不论行军列队，外出办事，都采取集体行动。因为南下干部虽然经过了挑选，但思想觉悟、身体条件总有所差别，因此发扬团结友爱精神，互帮互助背行李，互相帮助解决行军中遇到的各种思想问题都是非常必要的。那时行军，党的组织生活是很严密的，党小组生活会、支部大会都要按时召开，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而且要求党员骨干时时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真正做到了“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5月27日，我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解放了。解放军进人上海，不人民宅，露宿街头，长期被誉为美谈。接着，便是我们开展的紧张的接管工作。我进上海后，先在市贸易总公司做人事工作，后在华东财经委员会、华东军政委员会党总支任宣传千事，长期参加建设新上海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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