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树林同志不仅对工作要求严格、一丝不苟，而且时刻把群众的疾苦装在心中。
1960年春夏期间，当地有不少干部群众因严重缺粮而患了水肿病，一些公社根据上级指示办起了收治水肿病的医院。这期间，孙树林同志只要到乡下总是先去看望病人。有一次他到凤凰公社，见病人很多，仅公社一处医院解决不了问题，就和公社党委书记商定，每个大队都办一个水肿病分院，从而保证了病人就近治疗。每当他发现机关干部中有患水肿病的，就动员他们及时休养治疗，并督促机关总务人员和粮食部门给他们多加点口粮。
1965年的一天中午，孙树林在食堂吃饭，看到一个不认识的妇女，就向旁人询问她是谁。答复是县委工作队彭国忠同志的爱人，是从外地来探亲的。孙树林知道小彭在镇泉驻村。忙问：“小彭回来没有？”“还没回来。”他马上吩咐办公室的同志：“快通知彭国忠回来，人家千里迢迢来探亲，见不到亲人像什么话！”凡是孙树林派下乡的工作人员，在下边时间稍长一点，他就要找个理由叫他们回家（机关）一趟，而他自己在基层却很少回家。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见县委机关食堂伙食很差，同志们普遍缺乏营养，就亲自到边远地区给食堂买些肉食回来改善生活。如果发现某个同志工作上出了差错，他先是严厉批评，接着就耐心细致地做工作，推心置腹地帮助被批评者找出错误的原因，直到心悦诚服为止。他从不一批了之，一旦发现自己批评不当，就主动去作自我批评。由于他对干部群众既严格要求，又关心爱护，因此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一个印象：既惧他、又敬他，而不远，敬而不谀。
孙树林心中装着干部群众，干部群众心里也装着他。他离开巫溪20年了，每次回巫溪，都有一些基层干部和群众专程跑来看他。
生活不特殊
孙树林同志在工作上严肃认真，在生活上却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从不搞特殊化。他任巫溪县委书记不久，就主持常委会议作出决定：县委常委下区乡，必须和当地干部一样就餐，不准搞特殊、吃招待饭。他自已从任副县长、副书记到书记，始终是这样做的。三年困难时期，一次他到朝阳检查工作，吃饭时发现桌上多了一个荤菜，他坚决不吃，叫给水肿病人送去。公社同志认为，就这么一碗肉，病人多送去不好处理，坚持不送。他说：“那就把它切碎，掺到饭里大家一块吃。”有一次到文峰区，他见厨房正忙着煮肉、炒菜，他就悄悄喊上随行秘书说：“走，我们去转转。”结果，转到附近社员家里吃了饭才回去，也巧妙地躲过了这顿招待。他最反对随行人员打着他的旗号在下边买东西。有一次，他的随行人员冒充他的名义在分销店买了一点糖，被他知道后，狠狠批评了这位同志。他自己更是从不白拿群众的一针一线。这个县的西宁区生产无核广柑，有一次去这个区宁桥乡检查工作，临走时乡里的一位负责人对他的随行人员姚世松说：“我们这里出产一种无核广柑，质量很好，你能不能给孙书记带点去？”姚世松就给孙树林带了一手提包，估计不足10斤。树林同志见到后问：“付钱了没有？”姚说：“他们不收。”他说：“那怎么行？”说着就掏出2元钱让姚世松给送去（当时广柑一角多钱一斤）。乡里同志坚决不收，姚世松很为难，又不敢对他说没收钱，只好拿这钱在后来随孙树林下乡时为他付了伙食费。
孙树林同志不但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家人也是如此。他的爱人在县里一个单位搞统计工作，业务娴熟，单位领导想提她当个股长，征求孙树林的意见，他坚决不同意，硬叫组织部把已经报上来的呈批表退了回去。1966年的一天，他收到山东老家一个电报，说母亲病危，盼他回去见一面。别人得知此事，都劝他快回去看看。可他为了工作，只是含着泪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寄了点钱，结果母亲病逝，直到“文革”后期才请假回去为母亲扫墓。1960年，他的父亲因生活困难得了水肿病，从山东来到巫溪。按当时的规定，国家可以供应3个月临时口粮，可树林同志没向国家要一斤粮食，而是自己花高价买了南瓜、萝卜充饥，父亲的病稍有好转就动员他回老家去了。
习惯自己动手
孙树林同志在工作上还有个习惯，就是每逢开会讲话从不愿照着别人写的稿子念。不管是开电话会、区委书记会、三级干部会，还是机关干部大会，他都是自己准备讲稿，有时甚至连讲稿也没有，只是在笔记本上拟几条提纲，或在火柴盒上写几个字就可以讲上一两个小时。因为他心里装的实际材料多，讲起来不但条理分明，而且生动具体。他让办公室同志做的工作主要就是提供一些有关情况和数据资料。有时参加重要会议，事先他也让秘书人员起草讲话稿，遇到这种情况，他总是事先参加讨论，事后认真修改，从不马虎。对别人写好的稿子，他讲的时候也不是机械地照念，而是灵活运用，有时还离开讲稿谈一些更具体的情况。凡是他自己起草或由他口述、秘书记录写成的文件，除最急件外，他都坚持多放几天，以便反复推敲修改。那种认真负责的态度至今想来都令人敬佩。在他手下做过文字工作的同志也都深受影响，获益匪浅。
20多个春秋过去了，巫溪人民仍如数家珍似的念叨着孙树林任职期间的功绩，仍然十分怀念这位来自山东老解放区的人民公仆。（姚世松谭道映供稿梁丽霞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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