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待不住
孙树林同志在巫溪，从当财政科长、县供销社主任到担任副县长、县委副书记、书记，都把深人农村调査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作为工作的重要部分。他一年四季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在农村蹲点跑面，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避免了许多工作上的失误。
1960年春，孙树林到五区和八区检查工作，当听到五区的同志反映区委对杨力同志因开会迟到被罚了30多元钱，还听说这个区在其他一些事情上也有乱罚款的现象，便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立即找到区委书记陈本才详细了解情况，并主持召开了紧急电话会。会上，孙树林同志明确宣布：区委乱罚款是错误的，必须立即纠正过来。过去的问题由区委负责检查纠正，今后如再有类似问题发生，定要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就这样，很快刹住了乱罚款的歪风。到八区后，也就这个问题和区委交换了意见，采取了措施，防患于未然，杜绝了乱罚款现象的再度发生。
1959年春，孙树林去猫儿背林场，看到大片土地只稀稀拉拉地栽种了部分小树，而未利用行距之间的空闲地种植粮食，便询问场长。场长冉杰安说这是林业局的规定，只能栽树、不准种粮。孙树林根据实际情况，认为这种规定不仅浪费了土地，也不利于林场职工度过生活难关，就责成林场在以林为主的前提下，把可耕地都套种上玉米、四季豆等。结果，这一年收了几万斤粮食，解决了当时职工口粮的不足，又为后来巫山流入林场的一些农户提供了口粮，使他们度过了生活难关。这在当时极左思潮盛行、一刀切的政策束缚下，是需要胆识和勇气的。
求实不务虚
巫溪人民至今提起孙树林，都称他是一位具有求实作风的好书记。这位来自黄河入海口的农民的儿子，不论办什么事都讲究实事求是，最反对弄虚作假。
巫溪的农业生产过去有重大春、轻小春的习惯。可巫溪地多田少，高中低山温差悬殊，自然灾害频繁，小春作物反而比较稳产，大春作物容易受灾。孙树林根据多年的经验，提出扩大小春、狠抓“三坨”（即玉米、红薯、洋芋）的措施，取得很好的效果。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面对盛行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他不能硬顶，又不愿附和，常常唉声叹气，露出不满绪，因此还一度被视为“右倾”，受过冷遇，挨过批判。1959年春，他到乌龙公社检查春耕生产，看到县委派去的工作组正在搞玉米定向密植，进度缓慢，群众不满，眼看播种季节要过，他又不好明说这种做法有误农时，于是就想了一个巧妙的办法，把工作组的同志召到区里开会，暗示群众放手抢种，结果七八天就完成了播种任务。1960年春天，他到凤凰公社检査生产，看到农民还在那里拉绳子播种、插秧，眼看大好的播种季节即将过去，他非常着急，就冒着风险叫农民丢掉绳子、抢播抢插，受到干群的热烈拥护。有些群众还风趣地说：“如果错了，秋后我们就背着粮食去检讨。”浮夸风盛行的时候，有人提出小麦亩施万斤肥、用百斤种、收千斤粮的口号，使很多麦田下种过多，出的麦苗一堆堆的又细又黄。他在文丰看到这种情况后，暗示要好好管理，适当间苗。区委书记会意，立即作了安排，结果间了苗的得到了较好收成，未间苗的连种也未收回来。
孙树林同志最注重维护农民的利益。在他分管农业期间，有一次粮食局长向他请示，说上年收购粮食和桐子时，因水分重，是按七折或八折收购的，升溢了1万多元钱，他们想用这笔钱修建职工宿舍。孙书记一听就火了，严厉指出：“这算什么升溢，是坑农、整农。明天把这笔钱如数交到县委，不然要处分你。”接着他又语重心长地说：“中央号召以农业为基础，各行各业都要支援农业，你们七折八折，哪有那么多水分呀，别忘了我们是共产党员啊，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嘛！”一席话说得这位局长口服心服，第二天就把钱送到了县委。后经孙树林提议、常委讨论同意，将这笔钱用于支援农业生产，把农民的钱又完全用到了农民身上。（姚世松谭道映供稿梁丽霞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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