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确保回到人民手中的徐州有良好的社会治安，也出于革命人道主义考虑，我军对敌人丢下的伤兵立即进行收容救治，临时开设了几处伤俘收容所。彭城路416号便是其中的一处，当我去访问时这里已收容了467名伤俘。当时我感觉，这里更像是野战医院，伤俘们和解放军一样吃米饭，每天300元（旧币）菜金，还有医生给上药包扎。其中有一个又黑又瘦的伤俘，胸口被打了个大洞，衣服上血肉模糊，正昏迷地躺在一块铺板上。等医生给他洗了伤口、换了药，包扎上洁白的绷带，他才慢慢清醒过来。精神振作以后，他睁开布满血丝的眼睛，一边大口喝着战士端给他的热汤，一边断断续续地述说着自己的遭遇。他叫刘心义，是河南新蔡人，原在开封开剃头铺，去年正月十三出来买小菜时被国民党二十五军抓去带路，一直带到洛阳，后又被迫换上军装补到敌第四十师一二〇团七连当了兵。在碾庄负伤后被抬到徐州，再后来就被扔在街上没人管了。这次是二十多天来第一次有人给他换药。他拉着我的手流着眼泪说：“若不是你们，我肯定死了。这些日子又冻又饿，伤口又疼，夜里我光哭。伤好了我不回家，我才23岁，我要报仇，还可以干十年解放军！”躺在他身旁的伤俘叫何国强，也支持着坐起来。他说自己是广东省南海县西岸村人，四十六军一五九师一营三连的上等兵。他抱着负伤的左臂，用浓重的南方口音插嘴说：“我上有老母，下有老婆和三个孩子，本来是在家做小买卖糊口，现在被抓出来当兵>决两年了，他们的生死至今我都不知道。本来我们都是好老百姓，却硬逼着干了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老兵已经睡着了，这时也被谈话惊醒。他叫刘怀仁，是敌第八军二十师
六十团三营七连的伙夫。他摸摸那一把乱蓬蓬的胡须说：“我是山东诸城人，今年47岁了，原来在大连码头当工人。今年4月回去探家时到烟台被抓了兵，给我刮了胡子、换上军装就送上了战场。蒋介石要是不灭，那才叫没有天理呢！”这时，满屋的伤俘都兴奋起来，他们大概看我像个干部，就七嘴八舌地问：“伤好了我们都参加解放军，要不要？”我提高嗓门答复：“凡是自愿参加解放军的，我们一律欢迎！”这句话引起一阵欢笑。我从伤俘收容所里出来，一路上想：伤俘的反映，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民心就是天心，蒋介石垮台、人民革命胜利，不正是完全顺乎人情、合乎天理的吗？
当此之时，我纵一个侦察连和一部分骑兵正追踪徐州败退之敌。上级命我火速赶赴追击部队了解情况。蒋军撤离徐州后，沿着公路仓皇向肖县逃走，我军紧追不舍。我到达最前面的七师一团侦察排时，只见漫山遍野，沟里、洼里、坟地里......到处都是国民党溃散的逃兵。翻过一座山丘，对面有十几辆汽车和一堆敌人，侦察排迎头开火，最后面的两辆车掉头逃跑，前面的敌人鼓掌投降，并把汽车开过来。侦察员李连和说：“解放军实行宽大政策，放下武器就是朋友。”一个蒋军士兵说：“我知道，以前我曾经被解放过，这次我还存着枪支哩。”他带领我战士到土包下挖出16支汤姆式冲锋枪，说是作为第二次被解放的“见面礼”。部队继续尾追敌人的一个运输队，11辆物资车全部投降并被拉回来。侦察排只有30来个人，因缴获的枪械太多，扛不过来，就把枪机卸下背着，让俘虏扛着空枪；后来枪机太多，又让一部分俘虏背枪机，一部分俘虏扛空枪，侦察排派人押解。战士们对这一大队俘虏，边走边进行教育：“你们扛着枪比空着手有功，扛两支比扛一支功大。”教育还真起了作用，俘虏们一路上主动到水沟里、乱草里把扔掉的枪支找回来上交。散兵从四面八方向这里聚拢，最后居然聚集了上百辆汽车。一个姓程的汽车兵眉开眼笑地说：“半路上，我把车往前边车屁股上一撞，不能走了；现在我把车修好了，开回徐州去。”当我完成任务返回纵队时，才仔细地看了看沿路的情景：公路上和路两旁到处散落着粮食、武器、弹药、行李......几具敌军死尸已轧没了脑袋，闸河东岸横着一具从车上挤下来摔死的敌军官太太的尸体，时髦的衣衫还在寒风中抖动。没脱炮衣的野炮翻在路边，坦克躺在沟里，汽车、马匹、俘虏成群结队，没有人押送，自己返回徐州。附近的老百姓赶来，认回自己被蒋军溃退时抢走的牛驴。徐州自古是战略要地，是南京的大门。徐州解放，南京门户洞开，蒋家王朝最后覆灭的丧钟就要敲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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