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秋,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相继解放,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残敌。国民党反动派已成惊弓之鸟,望风而逃,溃不成军。按照群众的说法,敌人是:闻风八十里,枪响一百一。这时,我们担负的征粮、建政任务已胜利完成。7月中旬的一天,又接到上级命令:速赴南京集合,分配新的任务。接到命令后,
我们立即向当地政府交待了工作,然后坐船驶向南京,住进了原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大楼。我们这些来自渤海滩上的农民,从小生长在农村,住的都是草房土屋,眼里看到的净是荆棘芦苇,乍一来到这繁华的南京,看到到处是鱗次栉比的楼房,金碧辉煌的雄伟建筑,目不睱接的车来人往,耳畔听的是笙歌阵阵、笛声悠扬,我们还真有点儿被这大城市的风光陶醉了。想想家乡,看看这里,真有天壤之别。繁华的都市,富足的物质生活,勾起了我们对家乡的怀念和对故乡亲人的思念。有的同志在心里盘算,革命已经胜利了,该叫我们回家和亲人团聚、建设家乡了吧。也有的悄悄整理行装,购买捎给亲属的礼物,时时准备着返回家乡。
新的任务再次逐级下达了,我们返回故乡的美梦也破灭了。我们被编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任务是进军大西南(包括川、康、云、贵等省),开辟新的解放区,解救那里的穷苦人民。面对新的任务,不少人思想上有疙瘩,顾虑重重。一是顾虑离家太远,担心与亲人团聚困难;二是听说大西南是荒蛮之地,“天无三日晴、地无半里平”,条件艰苦。为了打消同志们的顾虑,放下思想包袱,我们进行了思想整顿,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先后在原国民大会堂为我们作报告。听报告的全是参加西南服务团的,共计12000多人。作报告的负责同志有宋任穷、刘伯承、邓小平、魏思文等。他们讲述了全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和今后我们面临的任务,还有解放大西南的重大意义。宋任穷又反复阐述了党的宗旨和党性问题,以及如何树立革命人生观间题。魏思文同志则着重介绍了当地情况、风俗习惯以及新区政策等。然后,分组展开讨论,尤其是党员同志,在党小组会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家结合自己的思想开展了互相帮助,统一了思想认识。大家认识到:我们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而不是垦利县一个县的党员,我们是为解放全国人民而工作,而不仅是为一个县的人民而工作。现在,大西南千千万万的穷苦弟兄等待我们去解救,我们怎么能只想到回家经营个人的安乐窝呢?这种狭隘的思想意识是革命不彻底的表现。思想上的疙瘩解开了,心情也就豁然开朗了。10月1日这天,我们伴随着开国大典的礼炮声,高高兴兴地踏上了进军大西南的征程。
从10月1日上路到12月14日入川,一路上经历了说不尽的艰难困苦。开头坐闷罐火车,从浦口经郑州到武汉,又从武汉徒步跋涉到洞庭湖滨,由此再乘船,后又弃船步行到湖南常德的毛家滩。到了毛家滩,部队在这里休整了10天,进行了编制安排。服务团下设支队,我被编入三支队的奉巫中队奉节小队。任务已非常明确,垦利去的同志除康茂贵调出外,其余均分到四川省万县地区。和我同时分到万县地区奉节县的还有侯荣卿、张宝荣、王育贤、宋士起四人。
在长途行军中,最使我们头疼的是老天作怪,成天阴雨连绵,道路泥泞难行,衣服常常淋湿。上级发给每人一块一米半大小的油布,这回可有了大用处。行军时,晴天用来裹背包,雨天披在身上代替雨具,晚上又用它铺在地上隔潮。一路上我们严守群众纪律,一般不到村里借宿,大多是野外宿营。天气冷的时候,两人合伙,铺盖合用。部队穿过湖南西部的花垣(元)县以后,便进人了川贵交界地带。这里是苗族居住地区,山峦重叠起伏,道路崎岖不平,常常是小径绕山走、悬崖百丈深,两山夹一路、举首一线天。我们这些从小生长在平原的农民,面对陡壁深壑,看一眼就头晕目眩,有的同志因心慌腿软,只能靠别人搀扶才敢移步向前。
川贵山区条件差,当地群众生活也很苦,这就为我们筹粮就餐带来了困难。当地的农民居住分散,常常是三五户一个自然村。我们的征粮队在山里转上半天也很难找到一个大户,为此我们常常吃不上饭。有时买来一点玉米,要磨没磨、要锅没锅,就只好把水桶吊起来煮玉米粒吃,咸菜更是吃不到了。其中有四五天,只是晚上住下来还能将就着吃顿饱饭,早晨和中午几乎是饿着肚子行军。
在行军途中,我们还要和国民党散兵游勇较量。这些溃兵利用山区草深林密的特点,隐蔽自己,暗中窥测时机,看到是大部队路过,他们就不敢妄动,但一见到分散离队的战士经过,他们就要袭击。当时服务团有两名上海籍的女学生因离开部队到路边方便,就被国民党溃兵残酷地杀害了。之后,为了安全起见,部队规定:女同志离队方便,也要派两名战士在旁边警卫。
翻越白马山是人川途中最艰难的一段路程,也是最后一段路程。白马山位于四川秀山县,海拔2700米。我们来到山下时,先头部队已为我们准备好了食物,我们饱餐了一顿后就在山下宿营。夜里,大家做好登山的各种准备,然后洗脚入睡。第二天天刚亮,我们吃罢早饭就开始登山,登上山顶要走70里路程,下山也要走50里路程。开始时,天下着蒙蒙细雨,大家情绪高涨,有说有笑,劲头很足,根本不把雨天放在眼里。部队的宣传队员有时站在路侧、打着竹板,对大家进行鼓动,我们冒雨行军的劲头更足了。部队沿着崎岖的山路攀缘而上,但越往上走天气越冷,后来细雨竟变成飞雪纷纷扬扬,不多时落在衣服上的雪花就与衣服一起结成了薄冰。大家冒着严寒,互相搀扶着,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由于道路难行,再加上背负行李登山,时间一长,许多人便渐渐觉得体力不支、两腿酸软,一步也不想挪动了。如果这时有人提问:什么是幸福?准有人回答:躺下来歇歇脚,美美地睡一觉就是幸福。但我们也深知,一旦躺下就有冻僵的危险。于是,大家只好互相勉励着,忍着劳累,咬着牙坚持前进。我们原以为上山困难,下山要轻快得多,哪知上山不易下山更难。在下山的路上,谁没跌过跟头?大家都跌得浑身泥水,还有不少同志背的水桶也被压扁了。那时,我负责带着班里的物资,一头挑着水桶,一头挑着筐子,筐子里还有几根绳子,我就把绳子绑在脚上,这样脚步就不容易打滑了。觉得这个办法有效,我立刻把绳子分给女同志,她们照我的样子做果然不再滑跤了。当天夜里,我们在半山腰的雪地里宿营。第二天,我们终于以当幸红军过雪山的革命精神把白马山踏在了脚下。
按着原定计划,部队越过白马山要休整待命,恢复体力。岂料刚到山下,就接到紧急通知:万县已提前解放,命我们迅速前往接管。一闻此讯,大家再也顾不得疲劳,立即坐船渡过黔江,第三天就赶到了万县专区报到。当时地方由部队军管,专员是石敬班、书记是包献志,副书记和副专员分别由夏戎、石清玉两位同志担任。当我们赶到奉节县时,奉节县的国民党党部、三青团以及警察署的要员早就跑光了,只有伪县长屈进修带着旧县府的工作人员在城外迎接我们。那时,奉节县有60多万人口,接管人员只有90多人,其中还有服务人员20多人,这些人手远远不够,所以我们又留用了一部分原政府的公职人员。垦利籍的5名同志分往各区工作,有的任区委书记、区长,有的任助理员。
接管工作看似一帆风顺,然而不甘心灭亡的敌人正在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果然,接管不到两个月,暗藏的国民党匪特便趁我野战部队换防、兵力空虚之际,利用当地袍哥组织和其他帮会力量,蒙蔽了不明真相的群众,煽动了几千人举行全县性的暴动,并攻进了奉节县城。这次暴动损失很大,我们西南服务团进驻奉节的73名干部就有31名同志为国捐躯。后我军九十八团奉命火速赶来,大兵压境,暴乱才很快被平息,明火执仗的敌人和暗藏在干部中的内奸都受到了严厉惩处。在与敌人斗争的同时,我们又找上当地的同志作翻译,深入农户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动群众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掀起了热火朝天的生产高潮。随着工作的步步深入,我们与当地群众也渐渐打成了一片,并把四川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保卫它,建设它,使它逐步走向繁荣和富裕。(王庆寿口述郝志平整理)
支前人川的全体32名垦利籍干部名单
张 增 姜全浦 董宁康 田晓东 张洪翥
宋士起 刘子端 王春安 张宝荣 王志新
侯荣卿 薄子源 石瑞峰 王庆玉 孙希禄
周华柱 张桂义(女) 王克朋 宋永固
李 敏 王 纯 王育贤 王泽兰 李文学
李东坡 王庆寿 孙建华(女) 康茂贵
张玉庆 孙树林 王文斌 刘景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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