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秋，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相继解放，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残敌。国民党反动派已成惊弓之鸟，望风而逃，溃不成军。按照群众的说法，敌人是：闻风八十里，枪响一百一。这时，我们担负的征粮、建政任务已胜利完成。7月中旬的一天，又接到上级命令：速赴南京集合，分配新的任务。接到命令后，
我们立即向当地政府交待了工作，然后坐船驶向南京，住进了原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大楼。我们这些来自渤海滩上的农民，从小生长在农村，住的都是草房土屋，眼里看到的净是荆棘芦苇，乍一来到这繁华的南京，看到到处是鱗次栉比的楼房，金碧辉煌的雄伟建筑，目不睱接的车来人往，耳畔听的是笙歌阵阵、笛声悠扬，我们还真有点儿被这大城市的风光陶醉了。想想家乡，看看这里，真有天壤之别。繁华的都市，富足的物质生活，勾起了我们对家乡的怀念和对故乡亲人的思念。有的同志在心里盘算，革命已经胜利了，该叫我们回家和亲人团聚、建设家乡了吧。也有的悄悄整理行装，购买捎给亲属的礼物，时时准备着返回家乡。
新的任务再次逐级下达了，我们返回故乡的美梦也破灭了。我们被编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任务是进军大西南（包括川、康、云、贵等省），开辟新的解放区，解救那里的穷苦人民。面对新的任务，不少人思想上有疙瘩，顾虑重重。一是顾虑离家太远，担心与亲人团聚困难；二是听说大西南是荒蛮之地，“天无三日晴、地无半里平”，条件艰苦。为了打消同志们的顾虑，放下思想包袱，我们进行了思想整顿，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先后在原国民大会堂为我们作报告。听报告的全是参加西南服务团的，共计12000多人。作报告的负责同志有宋任穷、刘伯承、邓小平、魏思文等。他们讲述了全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和今后我们面临的任务，还有解放大西南的重大意义。宋任穷又反复阐述了党的宗旨和党性问题，以及如何树立革命人生观间题。魏思文同志则着重介绍了当地情况、风俗习惯以及新区政策等。然后，分组展开讨论，尤其是党员同志，在党小组会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家结合自己的思想开展了互相帮助，统一了思想认识。大家认识到：我们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而不是垦利县一个县的党员，我们是为解放全国人民而工作，而不仅是为一个县的人民而工作。现在，大西南千千万万的穷苦弟兄等待我们去解救，我们怎么能只想到回家经营个人的安乐窝呢？这种狭隘的思想意识是革命不彻底的表现。思想上的疙瘩解开了，心情也就豁然开朗了。10月1日这天，我们伴随着开国大典的礼炮声，高高兴兴地踏上了进军大西南的征程。
从10月1日上路到12月14日入川，一路上经历了说不尽的艰难困苦。开头坐闷罐火车，从浦口经郑州到武汉，又从武汉徒步跋涉到洞庭湖滨，由此再乘船，后又弃船步行到湖南常德的毛家滩。到了毛家滩，部队在这里休整了10天，进行了编制安排。服务团下设支队，我被编入三支队的奉巫中队奉节小队。任务已非常明确，垦利去的同志除康茂贵调出外，其余均分到四川省万县地区。和我同时分到万县地区奉节县的还有侯荣卿、张宝荣、王育贤、宋士起四人。
在长途行军中，最使我们头疼的是老天作怪，成天阴雨连绵，道路泥泞难行，衣服常常淋湿。上级发给每人一块一米半大小的油布，这回可有了大用处。行军时，晴天用来裹背包，雨天披在身上代替雨具，晚上又用它铺在地上隔潮。一路上我们严守群众纪律，一般不到村里借宿，大多是野外宿营。天气冷的时候，两人合伙，铺盖合用。部队穿过湖南西部的花垣（元）县以后，便进人了川贵交界地带。这里是苗族居住地区，山峦重叠起伏，道路崎岖不平，常常是小径绕山走、悬崖百丈深，两山夹一路、举首一线天。我们这些从小生长在平原的农民，面对陡壁深壑，看一眼就头晕目眩，有的同志因心慌腿软，只能靠别人搀扶才敢移步向前。
川贵山区条件差，当地群众生活也很苦，这就为我们筹粮就餐带来了困难。当地的农民居住分散，常常是三五户一个自然村。我们的征粮队在山里转上半天也很难找到一个大户，为此我们常常吃不上饭。有时买来一点玉米，要磨没磨、要锅没锅，就只好把水桶吊起来煮玉米粒吃，咸菜更是吃不到了。其中有四五天，只是晚上住下来还能将就着吃顿饱饭，早晨和中午几乎是饿着肚子行军。
在行军途中，我们还要和国民党散兵游勇较量。这些溃兵利用山区草深林密的特点，隐蔽自己，暗中窥测时机，看到是大部队路过，他们就不敢妄动，但一见到分散离队的战士经过，他们就要袭击。当时服务团有两名上海籍的女学生因离开部队到路边方便，就被国民党溃兵残酷地杀害了。之后，为了安全起见，部队规定：女同志离队方便，也要派两名战士在旁边警卫。
翻越白马山是人川途中最艰难的一段路程，也是最后一段路程。白马山位于四川秀山县，海拔2700米。我们来到山下时，先头部队已为我们准备好了食物，我们饱餐了一顿后就在山下宿营。夜里，大家做好登山的各种准备，然后洗脚入睡。第二天天刚亮，我们吃罢早饭就开始登山，登上山顶要走70里路程，下山也要走50里路程。开始时，天下着蒙蒙细雨，大家情绪高涨，有说有笑，劲头很足，根本不把雨天放在眼里。部队的宣传队员有时站在路侧、打着竹板，对大家进行鼓动，我们冒雨行军的劲头更足了。部队沿着崎岖的山路攀缘而上，但越往上走天气越冷，后来细雨竟变成飞雪纷纷扬扬，不多时落在衣服上的雪花就与衣服一起结成了薄冰。大家冒着严寒，互相搀扶着，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由于道路难行，再加上背负行李登山，时间一长，许多人便渐渐觉得体力不支、两腿酸软，一步也不想挪动了。如果这时有人提问：什么是幸福？准有人回答：躺下来歇歇脚，美美地睡一觉就是幸福。但我们也深知，一旦躺下就有冻僵的危险。于是，大家只好互相勉励着，忍着劳累，咬着牙坚持前进。我们原以为上山困难，下山要轻快得多，哪知上山不易下山更难。在下山的路上，谁没跌过跟头？大家都跌得浑身泥水，还有不少同志背的水桶也被压扁了。那时，我负责带着班里的物资，一头挑着水桶，一头挑着筐子，筐子里还有几根绳子，我就把绳子绑在脚上，这样脚步就不容易打滑了。觉得这个办法有效，我立刻把绳子分给女同志，她们照我的样子做果然不再滑跤了。当天夜里，我们在半山腰的雪地里宿营。第二天，我们终于以当幸红军过雪山的革命精神把白马山踏在了脚下。
按着原定计划，部队越过白马山要休整待命，恢复体力。岂料刚到山下，就接到紧急通知：万县已提前解放，命我们迅速前往接管。一闻此讯，大家再也顾不得疲劳，立即坐船渡过黔江，第三天就赶到了万县专区报到。当时地方由部队军管，专员是石敬班、书记是包献志，副书记和副专员分别由夏戎、石清玉两位同志担任。当我们赶到奉节县时，奉节县的国民党党部、三青团以及警察署的要员早就跑光了，只有伪县长屈进修带着旧县府的工作人员在城外迎接我们。那时，奉节县有60多万人口，接管人员只有90多人，其中还有服务人员20多人，这些人手远远不够，所以我们又留用了一部分原政府的公职人员。垦利籍的5名同志分往各区工作，有的任区委书记、区长，有的任助理员。
接管工作看似一帆风顺，然而不甘心灭亡的敌人正在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果然，接管不到两个月，暗藏的国民党匪特便趁我野战部队换防、兵力空虚之际，利用当地袍哥组织和其他帮会力量，蒙蔽了不明真相的群众，煽动了几千人举行全县性的暴动，并攻进了奉节县城。这次暴动损失很大，我们西南服务团进驻奉节的73名干部就有31名同志为国捐躯。后我军九十八团奉命火速赶来，大兵压境，暴乱才很快被平息，明火执仗的敌人和暗藏在干部中的内奸都受到了严厉惩处。在与敌人斗争的同时，我们又找上当地的同志作翻译，深入农户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动群众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掀起了热火朝天的生产高潮。随着工作的步步深入，我们与当地群众也渐渐打成了一片，并把四川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保卫它，建设它，使它逐步走向繁荣和富裕。（王庆寿口述郝志平整理）
支前人川的全体32名垦利籍干部名单
张 增 姜全浦 董宁康 田晓东 张洪翥
宋士起 刘子端 王春安 张宝荣 王志新
侯荣卿 薄子源 石瑞峰 王庆玉 孙希禄
周华柱 张桂义（女） 王克朋 宋永固
李 敏 王 纯 王育贤 王泽兰 李文学
李东坡 王庆寿 孙建华（女） 康茂贵
张玉庆 孙树林 王文斌 刘景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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