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如梭，冬去春来。回顾40多年前，我们33名垦利籍的战友，响应党的号召，告别家乡父老，为夺取全国的解放随军支前，转战千里，纵横八省（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四川），进军大西南，并扎根四川，为开辟新区、建立人民政权奉献出了自己美好的青春。40年沧桑巨变，弹指一挥间。当年血气方刚的热血青年，现在都已成了两鬓染霜的老翁老妪。33名战友中，现已有9名离开人间，多数健在的同志也都积劳成疾、退居了二线，只有少数同志还老骥伏枥、壮志不减，继续在战斗的岗位上奋斗不息。为了缅怀先烈、告慰英灵，激励青年奋发上进，我以对故乡特有的感情，把封存在脑海里的零星记忆拼凑起来，草成此篇，权当作为向家乡人民的汇报吧。
1948年秋，毛主席、党中国领导的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我各个解放战场捷报频传。为了加快全国解放的步伐，急需大批干部、民工奔赴前线，支援解放战争。
这年秋天，垦利县委召开了各区区委委员以上干部大会。会议主要是研究部署民主建政和建立乡政权工作。当时我任垦利县临河区区委委员、武装部长兼区中队长，也参加了这次大会。会议期间，又接到上级通知，说我主力部队正集结力量准备举行济南战役，垦利县除已参战的两个民工营以外，还要再抽设一个营的民兵组成轮战营奔赴前线、救护伤员。当时，对这次抽调轮战营的具体要求是：1.时间短。最多三个月，济南战役胜利结束后就可复员回家。2.质量高。要求各区必须有区委委员以上的脱产干部带队，并尽量挑选党员民兵或骨干民兵上阵。区委经过研究确定，由我带队出征。我愉快地接受了任务，没等县里大会开完就赶紧回去做准备。
毕竟是革命老区，回区后，我们的动员会还没有开完，许多年轻人就嚷着要报名上前线。共产党员带头报名，骨干民兵也不甘落后，因此发动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但也有个别人留恋“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舍不得抛妻别子。更有人听说家乡300里以内已全部解放，那么这次组织轮战营上线前肯定是要到300里以外的战场去，所以对三个月之后还能否回来心存疑虑。但这些思想问题，后来经过说服教育很快就都解决了。
由于时间紧迫，被批准参加轮战营的民兵，在区干部的带领下，准备好衣物、担架等物品就告别了家中亲人，一清早出发了，后到五区驻地西双河集合。集合之后，很快进行人员编制。垦利县被编为轮战营五营，营长是侯荣卿、教导员是刘子端（又名杨钦风）、副教导员是李文学。其中一连人员主要由永安区民兵组成，连长张洪翥、指导员孙汝良、副连长王春安，全连共131人；二连主要由临河区和河滨区民兵组成，连长杨友山、指导员王庆寿、副连长王庆玉，全连共141人；三连连长崔汝林、指导员张宝荣、副连长康茂贵，全连共120人。编制公布完毕，队伍就整装出发了。
当时参战的干部、民工情绪都很高，一路上有说有笑，有的还哼着流行在解放区的歌曲。队伍经过宁海后，开始沿着黄大堤蜿蜒西行，当晚就住在蒲台县麻湾村。在这里，我们休整了两天，又进行了一次整顿，团部还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并要求将会议精神一直传达贯彻到排级干部和党员民工。在这次会议上我们才知道，领导我们的团长是刘豪（地委办公室主任）同志、政委是张增同志；全团共下设五个营，其中沾化是一营、滨县是二营、蒲台是三营、利津是四营、垦利是五营。刘团长还告诉我们：这次任务是为了配合正规部队解放济南，并指出我们的行军路线要绕道泰安，由西南面进入济南。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心情很激动，个个摩拳擦掌，决心在战场上大显身手。然而事与愿违，当我们经过长途跋涉、济南府已遥遥在望的时候，吴化文却已率部起义，济南已宣布解放了。之后，我们只好按照指示原地隐蔽待命，但耳边还能听到城里传来的零星枪声，同时对没能参加这场战斗感到心有所憾、很不满足。还有的认为，既然济南已经解放，归期有望，就准备回家团聚了。可是，上级又很快下达了新的命令，要求队伍离开济南，向泰安开拔。当天，我们住进了泰安城附近的一个名叫小王庄的村子里。这个村的居民大都是回民。我们在这里住了一个星期，进行休整和学习，各种思想问题得到了解决，民工们纷纷表示：为了解放全中国，上级指向哪里我们就奔向哪里。经过整顿，大家的情绪又高涨起来，高高兴兴地踏上了征途。
老解放区的干部、群众政治觉悟就是高，组织纪律观念就是强。我记得有这样两件事：在支前的路上，我们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吃的是红高梁面窝窝头，常常连咸菜都吃不上，更别说炒个蔬菜了，但大家都没有一句怨言。当时正是秋收季节，路两旁生长着不少果树，柿子、山楂都熟了，只要一伸手就能够到，但没有一人随便摘取群众的果子，有时无意间碰掉了熟透的果子，就给群众捡起来放到树下。在支前队伍中，嗜好吸烟的人不少，但当时我们没有津贴，已经好长时间吸不上烟了，不少人直嘀咕：想个啥法能吸上袋烟、解解乏，那该多舒坦啊。这天清晨下操后，我来到野外，忽然发现当地农民丢弃在坡里的烟秸上还残留着细小的烟叶，我非常高兴，立即脱下褂子，铺在地上，采摘了两袖子烟叶，揉碎了分给大家。我心中还暗暗高兴，觉得为大家做了一件好事。不料，到晚上不少人就“兴师问罪”了，说我违背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前成天教育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现在为什么带头破坏群众纪律，没经当地群众允许就私摘烟叶呢？我心里又是生气又是高兴，但仍在党小组会上作了检讨。还有一件事：在我们行军到达鲁中南地区的时候，晚上在一个村子里宿营，因夜里一场大雨，道路变得泥泞难行。天还没亮，我査哨到村外，忽然发现我军两辆军车满载枪支弹药陷在泥水里寸步难行，司机和押车的战士束手无策。这两辆军车如不及时开走，天明被敌机发现，损失就大了。我赶紧跑回村子，集合起队伍，说明了情况。大家一听都很着急，有的找绳子，有的借杠子，100多人很快赶到了现场。我们拴上绳子用力拽车，由于车载太重，没能拉出泥坑。我当机立断，吩咐卸车。押车的战士因对我们身分不明，不同意卸车。我陈述了利害关系，并表示敢于承担责任，他们才同意我们卸车。由于人手众多，从卸到装仅用了一个多小时，军车就登上了坦途，押车的战士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再三表示感谢。军车刚走不久敌机就飞来了，因未找到目标，只胡乱地扔了一气炸弹就扫兴而归了。
济南战役结束后，我们迈动双脚紧随大部队，又参加了解放临沂、郯城等多次战斗。在支前中，往往越是接近战场，火药味越浓。在郯城附近支前时，敌机常常在头顶盘旋，一发现目标就扔炸弹。面对新的情况，我们学习了防空知识，并学习解放军的做法，每人用树枝编了个草帽戴在头上，每连间隔一里路，事先约定宿营地点，化整为零，缩小目标，隐蔽前进。
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打响后，繁重艰巨的任务又落在了我们的肩上。我们都为能参加这次战役而激奋，所以再苦再累的任务也不在乎了。碾庄战役打响后，我们担负着二线转运伤员的任务。所谓二线转运，即从营部包扎所接收伤员，用担架转运到团部卫生队。当时我们负责的部队是解放军十纵特务团，从营部到团部指定的临时医院有60多华里，每天打来回。为了躲避敌机轰炸，我们白天躲在地沟里，挖个洞铺上麦穰，躺下休息，晚上出发运送伤员。因天黑路远，高低不平，一路上不知要跌倒几次，有的磕伤了腿，有的扭伤了脚，再加上生活艰苦，发了霉的红高粱面窝头难以下咽，大家都累瘦了，有的还得了病，但同志们都没有一句怨言。人人学习解放军重伤不叫苦、轻伤不下火线的革命精神，拖着疲惫的身子，奋不顾身地抢救伤员。
二线转运干了七八天，鲁楼反击战之后组织上又把我们调到第一线，负责火线抢救。在炮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直接把伤员抬下火线，送往营包扎所。从战场到营包扎所大约有两里路，距离虽短，任务却很艰巨。我们和解放军战士趴在一条战壕里，距敌不足100米，耳畔枪声不断。在此期间，我们亲眼目睹了解放军战士无所畏惧与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人民子弟兵的革命精神激励着我们，浑身增添了无穷的力量。在战场上，我们常常匍匐前进，把伤员扶上担架后，爬着运下火线。当时我们只有一个信念：时间就是生命，决不把一个伤员丢在阵地上。由于在抢救伤员中成绩突出，全连集体立功，被评为淮海战役中惟一的民工模范连队，并被华东军区支前司令部授予锦旗一面，上书：奖给渤海轮战营一团五营二连“巩固抢救模范连”。
1949年1月22日（农历腊月二十四日），华东军区支前司令部在兖州以南的胡家村召开庆功大会。24日，按照上级部署，支前民工全部返回家乡，带队干部留队待命。这天，我们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在兖州火车站含泪送别了三个多月来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战友，祝愿他们回家与亲人团聚，欢度新年。而我们留下的30多名垦利战友，却仍要为了全国的胜利将重整旗鼓，继续南征。（王庆寿口述郝志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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