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我积极地参加了革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认清了做人的方向，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一直到镇反和取缔反动会道门时，才知道“三番子”组织是反动的，心里更感激党解放了我，挽救了我，真切体会到党的伟大、正确、光荣。
济南宫崎洋行是日本人所办的大企业，开始时尚能按时发工资，后来不仅不计时，连生活费也不按时发给了。日本人用克扣工资的办法使工人没路费走不了。在此情况下，我们联合从青岛来的近40名木匠，平时少吃甚至不吃，积蓄去青岛的路费。8月的一个晚上深夜11时，我们趁日本人去天津的机会，集体逃跑了。回青岛后仍由李言本介绍到日本人办的日轮公司做工近半年，但物价飞涨，工资下跌，连番薯也吃不上，还时常挨日本工头的打骂。别无办法，只有消极怠工，结果被日本人发现，挨了耳光还被迫失业，最后卖衣被糊口，于23岁秋天回了家。
我回家后，虽然不熟悉农业生产，但也得学。当时家乡是日军统治区，保长、汉奸一天数次催逼苛捐杂税，家庭经济急趋破产。父亲是农业生产能手，再加上有我的帮助，但仍是吃不饱，以糠菜充饥。为了吃几餐饱饭，我还给地主做散工，心里对现实生活极大不满。
24岁的六七月间，家乡来了共产党的队伍，赶走了汉奸队伍，村里立即来了工作同志，万民欢腾。我听了反奸诉苦、减租减息的道理，觉得合情合理，就积极参加农会和反霸斗争，斗倒了伪保长，成立了新政权，被选为村文书。9月的一个下午，在村东边的田头，区农会会长王凡津问我：“共产党好不好？”我说：“好！”问我愿意不愿意参加，我说愿意。他又告诉我要保守秘密，不能对任何人讲，就是对父母、妻子也不能讲。第二天晚饭后，我在滕子明家的厨房间填了表，候补期半年。第二年9月转为正式党员，入了党工作更加积极了。但动机还是局限于打倒伪保长，减租减息，让穷人翻身，对党的最终奋斗目标认识不清，怎样使穷人彻底翻身不清楚。在党的不断教育和不断斗争中，我的觉悟不断提高，真正体验到党的光荣、伟大、正确，毛主席是穷人的大救星，前途方向也就明确了。
1945年8月至1946年9月，我在本村先后担任农会委员、区联防减租委员会主任、村团部指导员（党内文书）等职务。本村是区委的基点村，我们在党的直接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组织民兵，巩固和扩大农会，开展反奸诉苦、双减运动，参加三区联合的减租斗争大会，斗倒了50多名大地主、恶霸。我第一次当大会主席，会后任算账委员会主任，算回了大批的粮食、钞票和土地，分给了农民，我家也分到了一份。这阶段特别是刚开始，不仅要与地主、恶霸斗争，还要说服家庭。父母对儿子是慈爱的，但斗争会结束后，我曾被父亲赶出门，母亲经常不给留饭，老婆要么不说话，要么说风凉话。会上斗得轰轰烈烈，回到家里冷冷清清。有时吃工作组的饭或邻居的饭，有时饿着肚子照常工作，同志们也到我家劝说过家人，直至减租后才逐步好转。
1946年9月至1949年I月，我先后在本区任文书、区委组织干事、副区长、区长等职。调到区公所做文书工作3个月后改为区委组织干事，投入参军支前运动，被评过三次小功。支前3个月任大队长。1947年六七月支前时，被四区评过两次小功。这时，国民党军向我县发起进攻，我们坚持了7个月的对敌斗争，日夜坚持在三朱山前哨，时刻准备着牺牲，总有一个手榴弹捆在腰里，确保被敌人包围时不被活捉。
我当时存有报复思想，曾抓捕过人，拷打逼供。群众纪律界线不清，第一班在刚打完仗的村庄边和山坡上捉了群众的羊当菜吃了。区委书记立即召开会议讨论，我班虽然没有拿群众的东西，但讨论时我倾向于第一班的观点，认为我们不吃被敌人捉去吃了不是可惜吗？经过辩论才明确了道理，紧急混乱状态是考验每个同志的试金石。（完稿于1960年6月，来源为中共党史出版社《南下干部在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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