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人家庭简况
解放前，家有自耕地4亩2分，租入地1亩1分，房屋5间，小车1辆，其它农具不全，丰年尚能维持生活，歉年要借债，全靠父亲冬季农闲推车运输，挣点副业收入。解放后，家庭生活稍有好转，现己入社，小妹虽已出嫁，为照顾体弱多病的孤寡老母仍住在家里家庭生活由我补助部分，再加妹妹的劳动工分。
父亲卜照俭一贯务农，解放后曾任农会小组长、村翻身队副队长，1956年病故。母亲李氏，家务，思想进步。大姐早己出嫁，二女子，均在家。姐夫姓秦，1945年去了青岛，后来听说随还乡团回家过，1949年重新解放时又跑了，生死不明。二妹是解放后出嫁的，妹夫一贯务农，已入社。小妹卜宪祠共青团员，曾任妇女队长和高级社副社长，已出嫁。妹夫是城镇贫民，参加义务兵，1958年服役期满，转业到新疆某工厂当机手。前妻姓李，结婚后对我家庭不满，于1951年离婚，所生二女各带个，她已与本村卜宪森结婚。我于1953年与梁静芳结婚，她是共产党员，浙江省温岭县人，现任温岭县妇联主任。妻子娘家只有岳母和小妗。岳父梁开永贫农，1957年病故。小舅子梁景德解放后任镇长，剿匪时牺牲。小妗在花边厂工作，共产党员。女儿12岁，在校读书。舅父李香苓，务农兼作小商贩，解放后曾任村长，现调供销部工作。伯父卜照桌任教员多年，曾做中医，拥护党的政策，现在家，其子卜宪礼，小学教员，国民党军重点进攻时，被还乡团抓去活埋了。三叔卜照伟务农，20年前曾去青岛拉大车，其子卜宪裕是铁路工人，现在青岛。姑父姓陶，已亡故。表兄陶玉中曾在青岛拉黄包车多年，解放后回家务农。
二、革命前后简历
我家住在离海边2里路，离石白镇5里路的一个村庄，百来户人家，大部分种小租田。我8岁时父亲兄弟分家，听母亲说，分家前家庭生活比较富裕，全靠父亲务农伯父和堂哥二人教书维持生活，每年尚有余粮出售，雇佣一个劳力看牛，但三叔和伯父经常吵架，才分了家，三叔去了青岛，伯父也在青岛合股开了一家弹棉厂，收入很好。而我家只靠父亲一人种田，没有别的收入，加上物价不断上涨，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特别是抗战时期，家乡被日军占领，苛捐杂税和出工拉夫促使家庭破产，不得不出卖田地，但为了生活又不得不租人田地。由于父亲深感没有文化之苦，任凭家里困难，还是下决心让我读书。分家那年入本村小学读书，放假帮父亲种田，直至13岁高小毕业。我一心想升中学，到城里报了名，但受经济条件限制，无法继续升学。
14岁时，我经父亲同意，于正月去了青岛，到伯父合办的弹棉厂学弹棉花，年底回家后，伯父竟要我父亲交伙食费，白做了年工，还要付3元伙食费。第二年，我仍去青岛找出路，在中原兴木器店学包沙发。
17到20岁三四年间，我在润华盛和义合木器店做沙发，所挣工资仅能维持本人生计，而资本家除延长工时外，忙时还要通宵达旦，不仅不加工资，连夜餐费也不给一文。为此，在润华盛木器店闹过一天罢工，在义合木器店也罢过工，因此失业。
听说济南工资较高，容易就业，我就和戴芳廷（木匠）、马福廷(油漆、包沙发）同去济南，在华兴木器店做工。因在青岛闹过两次罢工均被迫失业，深感少力无援。来到济南，除了同来两人，别的举目无亲，只怕失业。我们明知资本家将计件工资改为计时工资，自己吃亏，也不得不干。我们同去的有个共同愿望，只想多认识几个人，不受失业的威胁。
戴芳廷常去济南大观园附近小西菜店后面看病。大概是1942年9月，听说有个组织叫“三番子”，回来与我们商量参加“三番子”，并说“三番子”到处都有，能多交朋友，有困难互相帮助。我和马福廷有些犹豫，但戴芳廷说机会难得。马福廷说先去看看，好就参加，不好就不参加。晚饭后，我们一同进了小西菜店后面这户人家，师父让我们先坐着，自己和一个徒弟忙着摆香案，然后端来一盆清水，每人吸一口水漱漱口，接着磕头。我们同去的五六个人来自不同地方，磕头方式也各不同，师父就教我们如何磕头，从8点钟磕到12点钟，膝盖痛了好几天，并告知领到折子(即三角底）和牌子后才算正式参加了“三番子”。结束后到饭馆里一起吃了一餐饭，当夜花费均由我们五六个人分担。
参加“三番子”后，我们才感觉事与愿违。第一次是给师父拜寿，要送一份厚礼，我们每人均送二三元不等。后来又要给师娘拜寿，我们又送礼。以后经常送来莫名其妙的喜贴、丧贴，叫我们出钱，由师父代为贺喜送葬。有一次，老板派马福廷去徐州包沙发，路上带着许多包沙发用的布。铁路警察查问，马福廷即表示他是“三番子”，不仅没有得到帮助，相反挨了狠狠的一顿毒打。马福廷回济南时，见到我大哭不止。从此，“三番子”带来的美好幻想破灭了，参加“三番子”不仅不能解决困难，相反的要无休止地出钱，增加了经济负担。因此，我们五六人商量，今后迁移住址就不告诉师父了，以免经济上再受损失。（完稿于1960年6月，来源为中共党史出版社《南下干部在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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