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入学，读了两年半书，到1937年8月因黄河决口被迫停学，读书也不过是学几句话罢了。因洪灾跟父母到利津四区大刘家逃难半年。1940年年成稍有好转，村上新办了一所小学，我又有了读书的机会，读了一年就不读了。这年春天，八路军在我家乡一带活动，地方工作同志在我村组织青年抗日救国会和儿童团，我在学校里参加了儿童团组织并担任临时性指导员。1942年4月参加本村青年抗日救国会，7月参加了青年抗日先锋队，担任过青年抗日救国会宣传委员和青年抗日先锋队指导员，除了站岗放哨，还参加了1944年7月的解放许家、利津等战斗，执行挖工事修战壕和运输等任务，民主建政期间担任过村代表、区代表，指定为闾长。
1945年7月，日军士气低落，我军展开攻势，解放了蒲台、北镇、小营、道旭等城镇和据点。为了集中主力消灭敌人，组建了蒲台县子弟兵大队，担负保卫县城和地方治安任务，我也参加了，还先后担任副分队长、分队长、副中队长、代理中队长等职务，参加了张标家、陈家庙等打土顽战斗。我曾亲眼目睹日军扫荡时百姓惨遭奸淫、烧、杀的场景，祖父就是被土顽打伤积病而死的，父亲被土顽抓去坐过监牢，表叔被日军杀死，村上三个无辜平民被杀，邻村类似事件不胜枚举，我自己也被抓去呆了两天，心里充满了民族仇恨，只想早日赶走日军。因此，对各项工作都很认真负责。
11月上旬，渤海军区开办第二期武装干部训练班，县人武部送我参加培训，主要科目是爆炸和射击。培训期间，经刘东武和路炳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心里非常高兴。我想入党已经很久了，在家乡当民兵的时候，党组织还处于秘密活动时期，但共产党员的艰苦奋斗精神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在子弟兵大队，本中队干部只有我和指导员朱振清，他是党员，我立志争取做一个共产党员。不过那时入党动机不明确、不完整，只知道参加共产党光荣，参加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共产党是为劳动人民办事的。
1946年1月渤海军区武装干部训练班结束后，留在县人武部工作。当时正是旧历年关，便叫我回家过年。春节后即回县人武部工作，分配到小营区第二联防，搞反奸诉苦和发动群众工作。4月经组织批准转为正式党员。
而后，我回龙居区人武部任政工干事，在第五联防搞土改。冬季支前，参加解放临淄和齐东县城战斗。1947年上半年参加“三查三整”运动，因为我是本地人，家庭情况很清楚，没有被整倒。
1947年7月，人武部部长王德庆调走后，我任副部长，代理部长，大部分时间是带领民兵和民工支前，参加讨李（连祥）战役和胶济线上的金岭镇、山头店、埠顶等战斗。1948年3月，参加泰安战役，在泰安南关受了炮伤，在阳信疗伤40多天，伤愈归队。5月，担任支前任务，参加邹平、新城（桓台）两次战斗，接着参加了昌潍战役，协助三分区部队担负修工事、筑碉堡、抬伤兵、运输弹药等任务。6-8月，在地委参加整党骨干学习，回县后参加县、区整党工作。8月，解放区开始建乡，我被派西史乡兼任乡党总支书记。11月，区长马同安调走后，我调任副区长，代理区长，一直到渡江南下。
1949年1月，正是农历年底，蒲台县动员参军工作刚结束，县里召开全县干部大会，县委书记筠寿动员干部报名南下。我区干部被批准19人，我是其中的一个。当时南下的动机是：新区工作好做，南下工作只不过三年，顺便可以游山观景，南方的大米好吃，没打算过江以后长期艰苦工作。春节以后马上集中，好多同志思想产生变化没到，我区只到了6人，都是我本村和邻村的。到了阳信牛滕雨林，我们分编到3个小队，我担任七小队队长。在鲁南沙沟一带进行过江准备和学习新区城市政策。4月20日晚上随军过江，担任二十五军供应工作。
6月到了温州，由于当地坚持组织和南下组织意见分歧，一时不能分配工作，虽有些生气，也只能顺从罢了。在温州学习和休整了2个多月以后，分配到乐清，任城区区长。1950年2月，区委书记周时静调走以后，我担任区委书记兼区长，参加了春季的整风运动。6月调任中央粮库乐清分库主任。1951年12月调任县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副书记。1952年县府秘书姜贵育调走后，我兼任秘书工作。“三反”时负责第五路（工商、财贸）“打虎”（指打击贪污犯）指挥。县级“三反”结束后，调县委宣传部工作，职务没有宣布，听说是部长。干了5天即调温州搞小学教师思想改造。6月，调任温州地区文教干部学校副校长。那时真有些莫名其妙，自己没有系统地读过书，也不了解知识分子的特性，因而感到很吃力，多亏郑伯永和张扩夫的具体领导，才完成了任务。9月，文教干部学校结束后即分配中共玉环县委任组织部部长。1953年10月提任县委副书记。1955年冬，在省里参加了4个月的肃反审干骨干学习。1956年5月，在全县第一次党代会上被选为县委书记。
调玉环后，一般讲还是顺利的，县委班子成员之间基本上还是团结的，但有部分同志以提拔干部不公正为借口闹情绪。1953年10月，县委副书记崔云溪调省以后，我被任命为县委副书记，代理县委书记，县委只有我和黄乐平、仇心光三人。那时正贯彻总路线总任务，工作任务繁重，但领导核心力量薄弱。我刚担任主要工作，还没理出头绪，腰杆子有些挺不起来，工作很吃力。在崔云溪调走前，县委研究呈报的一批干部这时批下来了，但与县委呈报意见不同，弄得县委左右为难。后与在玉环帮助工作的地委宣传部副部长丁世祥（前任玉环县委书记）研究决定，暂不公布，再向上级反映意见。等了一个月以后，地委没有表态，县委认为拖久了不公布有责任，因而就公布了。这批干部公布以后，部分科局领导干部以提拔干部官僚主义为借口反对县委领导，辱骂地委某些负责同志，不但在县级机关干部中造成很大影响，而且在陈屿和坎门两个区的干部中也造成了很大影响。在这一事件中，县委始终执行地委要细致慎重、从团结出发、不要过早下结论的指示，再加县委班子本身团结，因而没有出现严重的乱子。通过贯彻四中全会决议，这种紧张局势才逐渐缓和下来。
（1956年12月13日）（刊登于中国党史出版社《南下干部在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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