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32年夏天出生在山东省济南市一个王姓小家庭中。全家有父亲、母亲、哥哥和我四人。父亲王立廷是一个文盲，以经营鸡蛋生意维持全家生活。母亲王氏是一个农村妇女，与父亲结婚后才到济南，熟知料理家务、照顾子女。哥哥王希宝比我大3岁，曾任过两年国民党盐警。另外两个妹妹、一个弟弟都因病在二三岁时夭折。
父母对我比较疼爱，在很多地方都优先满足我的要求。父亲深感自己因没有文化一生吃尽了苦头，受尽了欺骗剥削，受“学而优则仕”思想影响，认为“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万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只有读书才有出路。为了后代再不受此痛苦，决心培养我们。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求取功名、光宗耀祖、发财致富等烙印。
哥哥对读书不感兴趣，引起父母恼怒，送他到商店做学徒，自谋生计。我亲眼看到哥哥的样子，就专心读书。
我9岁（虚龄）那年，父亲送我到附近基督教会办的广智院小学读书，取名为“希泉”。不久，教会不办学校，学校更名为济南市私立四育小学。没多少时间，该校被日伪政府没收归公，又改名为济南市立纬十二路小学。我一直在这个学校内读书，从没转过学。1945年抗日胜利了，我们这些长期受日本帝国主义压迫和奴化、受够做亡国奴苦的孩子们，是多么的兴奋，怀着胜利者光荣而骄傲的心情，迎来了国民党“接受大员”，实指望从今往后可以摆脱过去那种做亡国奴的境地，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自己祖国神圣的土地上，呼吸着胜利后的新鲜空气。谁知道这些“接收大员”来后，非但不体贴同情我们这些长期在敌人统治下过着被压迫、被剥削生活的人们，反而说我们深受了奴化教育而耻笑我们。1946年，我们这个学校就被教会收回去了，学校迁往乡下。我虽己初小毕业，但还年幼，父母不同意随校转移，将我插班到济南市私立振兴小学，继续读完高小，直至1947年小学毕业，但一个高小毕业生不会被人看重。下半年，我又考取山东省立第二临时中学，直至解放。我13岁那年，母亲去世了。
回忆我在读书这一阶段，受着较长时间的奴化教育，幼小的心灵受到了摧残。再加亲眼目睹资产阶级出身的子女，吃、穿、用都比自己讲究得多，处处可以得到特殊的优待。尤其是日伪统治时期，穷苦人家的子弟在校读书受歧视，走在街上也经常受到日军和有钱有势人的欺负。我的心里萌发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念头，只要有钱有势，就会被人看得起，就有条件讲究个人的享受。根本不懂在那种社会制度下，剥削阶级就是站在劳动人民头上剥削和统治人民，由于阶级的存在，贫富之间差异悬殊，劳动人民只有过着被压迫、被剥削的痛苦生活，整日劳动不得温饱。母亲就是由于操劳过度而身染重病，却因受经济条件限制没得到医治，辞别了人世，使我在儿童时代就失去了母爱。
我于1948年10月济南解放后离开了市二中，考入当时为了培养新社会人才而创办的山东省立商业专科学校，接受了4个月的政治学习，思想上才初步认清了旧社会的狰狞和新社会在共产党领导下远大的未来。
1949年2月，响应党的号召随军南下。5月被分配在华东支前委员会苏南前方办事处苏州粮站任事务长。支前结束后，被编为西南服务团。由于年轻体弱，9月返回山东等待分配工作。10月，被分配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清查物资工作队，到青岛清查接受物资，3个月完成了任务，上级又动员南下。（刊登于山东党史出版社《南下干部在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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