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年4月参加耀南公学学习，校长是陈梅川，全校共分为3个大队。参加工作3年或负责单独领导工作I年以上的划为第一大队，其他脱产干部划为第二大队，青年学生和一部分新干部划为第三大队。我是第一大队二分队六班，大队负责人是燕汉民，我任学习班长（即副班长）。学习的主要文件是《论联合政府》，学习时间太少，主要是劳动锻炼。我们住在八大组老爷庙一带，经常到田野打露棚（一种草）烧土碱，采茶棵子叶(一种野草）做土茶叶，并在八大组到博兴县曹家村一带种菜园，100多里路，大家带着锄头行军。还在东海边成立了捕灭蝗虫大队，由陈校长任总指挥，与老百姓一起捕杀蝗虫，还经常反扫荡。三四个月后即调到前防司令部。学习时间虽不多，但加强了劳动观念，提高了克服困难、不怕艰苦的意识。到整风时，我们在前防司令部战地工作团配合作战。这次整风主要的收获是提高了劳动观念，锻炼了吃苦耐劳的作风。刚开始，班上进行查历史。班内同学曾对我提出：虽然在1940年就参加工作，但个人思想落后，不乐意到前防，要求在地方，暂任抗日小学教员，看起来是组织批准，其实是借教员为名不到前防，是文化妥协，行政龄应从1943年2月算起。但这是班内的意见，并不是组织上的决定。
(2)参加“三查三整”
1948年1月，在渤海无棣城参加“三查三整”，时间3个月。渤海第四分区的工商部门都在此进行查整。我们海关下洼支局对外贸易公司组成了一个中队，我任副中队长和支部委员。进入正式查整时，组织上确定区级以上干部都作为查整对象。那时我任海关副所长，也是区级干部，支部书记王健华、副书记汪莲二人说我也是被查整的，留职暂停（留支委和中队副职，暂停参加支部会议）。所有区级以上干部集中在一个大房间里，各个单位集中开会，对本单位的负责同志提意见，加以综合。一切准备工作搞好后，再一个个叫出来，先向领导提意见，再作个人检查。大家向我提的意见是领导工作方面的缺点和政治思想教育不够等，我检查一遍就过关了。与我同一个支部一个队进行查整的有：马本强（现在舟山专区港务管理办事处任主任）、黄陡城（现在瑞安县委任财贸部部长）、王健华、汪莲、蔺德甫（现任平阳县互助合作部副部长）、张力民（现任上海海关人事科科长）、刘迎三（现任上海海关麦根路办事处主任）、郭安中（现在宁波专区）、郭承善（现在宁波专区）、张荣福（现在宁波专区）等都是渤海海关工作的。现在浙江省商业厅工作的孙化南、郑丕训那时是主要的查整对象。
在查整时，支部同志找我个别谈话，问我是否参加过三青团，支部研究只要是高小毕业的就有参加三青团的嫌疑。我答复没有参加过。他们对我说：“如果没有参加过须将问题搞清楚，今后无论到什么地方，组织上不会再怀疑你了。现在你写一封信，组织上盖章，寄到你当地政府去问，若证明没参加过，即可去掉你的怀疑。”后来蒲台县来信证明我没有参加三青团，从此去掉了这一怀疑。
在“三查三整”中，我思想上有三种变化：刚开始查三代查历史阶段，决不允许两人在一块儿谈话，所提意见或说明问题如与贫雇农小组不一致，马上就进行“搬石头”，先斗一顿，使大家不敢说话，制造恐怖气氛。我感觉太“左”，却不敢提意见，不得不执行。到了中段，我也成为查整对象，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负责人都集中在一间房子里，和坐文明监狱一样。呆了一小时左右，心里很不舒服。我虽然一遍过关，但看到有的负责同志交待几十遍还不行，心想：回机关后再也不当负责人了，作为单位负责人，每次运动成了斗争的对象，组织上还问我是否参加过三青团，分明是不信任人。到了最后阶段，渤海总局监委张浩来纠偏，广泛征求意见，大家都向他反映了问题。他在作报告时，肯定了“三查三整”的成绩，批判了不正确的思想认识，也纠正了运动的偏向。这时，我才认识到这次查整成绩是大的，对几年工作中的缺点进行了一次总清算，为今后工作打下了有利的基础，摆明和澄清了组织上对个人怀疑的地方，取消了疑虑，个人也放下了思想包揪，轻松愉快地工作。
（3）受物质奖励一次
1947年，我带领一个小组（7人）到阳信贸易公司和酒店进行清仓工作，将仓库中的一切物资进行过称点数清理。我们亲自动手捆麻袋、搬物资，带动了公司、酒店的全体职工上至经理下至勤杂一齐动手，减少了很多雇工，两个月完成了清仓工作任务，回支局后受到表扬，每人奖励一身单衣。（刊登于山东党史出版社《南下干部在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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