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革命前，家有15亩土地、8口人、12间房屋、大车三分之一部、1头小驴。家庭生活完全依靠农业生产。现在家庭人口已经增加到17口，1955年已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家庭生活依靠农业生产合作社劳动收入。父亲王乃卿，现在是农业社社员，拥护共产党。当年地下工作的同志经常住在我家，吃喝不分，还给我家送了个外号叫“八路店”。我二弟王士勤从小放牛种田，未读过书，现是农业社生产小队长。三弟王士俭是青年团员、中共候补党员，从小在抗日小学读书，在革命阵营中培养到初中肄业，1947年参加工作，1949年与我一起南下，在温州茶厂工作。他于1950年11月回家结婚，在家生了一场大病不能回来，又加上家庭困难，没得到及时治疗，病了一年半多时间，恰逢家母亡故，所以一直在家将近两年之久。他曾写信问我是否还可以回来工作，那时机关正在精减，我即回信告诉他，时间太长，又加上精减人员，再回来工作有困难，在家生产也是一样。他现任农业社会计兼乡会计辅导员。四弟在家读书。家中其他人都是女人和小孩。
关于亲属方面：我外祖母家是贫农，全家务农；岳父家是中农，也是务农；其他亲戚都是中农或贫农，以种田为业，没有干过不法事情。
二、个人历史划分和详细叙述
我的历史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1927—1940年是第一个时期，1940年参加工作到南下是第二个时期，南下到现在为第三个时期。现分述如下：
(一）从读书到参加工作以前的情况
从7岁开始在本村小学读书，12岁升高小，14岁高小毕业，一心想毕业后设法升学。到1935年，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只得在家务农。1937年，黄河决口，泛滥成灾，家乡一片黄水，田禾颗粒无收。与父亲外出做短工两年，挣钱维持一家生活。以后又用小土车子贩卖粮食一年，从中挣点粮食维持生活。在做短工时，因年龄太小，锄地跟不上，受到地主的辱骂：“看你发丧的抬出轿来不是架子。”心中非常痛恨。1939年初，基督教到我村放账救济，并收容儿童入灾民收容所，如不入教，就得不到救济，也不能入灾民收容所。我全村都入了教，得到了救济，我的弟弟、妹妹到了灾民收容所。秋后，收下了粮食，全村也就自然与基督教断绝了关系，所以基督教内说：“灾区的教徒不是信徒是饭徒。”
这个时期，从读书到进入社会，滋长着自私自利的思想，特别是当小粮贩时，掺糠使水我都干过，8斗粮食卖8斗5升，为了得到救济入了教。
(二）从参加革命到南下
自1939年冬，到我村开展工作的同志都住在我家，经常与我谈话，使我受到了启发，提高了觉悟。1940年5月，蒲台县地方行政工作团成立，刘铭三任团长，吸收进步青年学生参加，我主动参加了。经过几天训练，分配我任宣传员，主要任务是配合成立县政府和选举县长做好宣传工作。两个月后，转入扩军大队，大队长宋福永，副大队长王继敏，我任扩军小组长，在本县三区动员参军。半年后，扩军大队解散，我被调到渤海三支队。那时地域观念很强，不想离开家乡，不乐意到三支队去，就找县长刘铭三提要求在当地工作。县长迁就了我，找宋福永商讨，将我留在地方上，暂任抗日小学教员。
1942年5月，蒲台县成立县联小，由县民政科科长兼教育科科长傅光汉任校长（1952年任丽水专区副专员），孙东亭（原三支后勤被服厂厂长）和我任教员。1943年2月，我调任蒲台三区文教助理员，区长是常万祥。1944年12月，我调任县文教科任科员，县长是傅光汉。1945年4月，又调耀南公学整风。7月，为了配合秋季攻势，我被调到前防司令部战地工作团工作，团长是后勤处管处长，副团长是王泽民（渤海行署财政处处长）。9月战斗结束，到惠城工商事务所任会计，所长是任步阶。1946年2月调惠阳滨工商支局任总务，3月由副局长宋丹亭（由厦门税务局局长调入）、监委李怀芝二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惠阳滨支局合并到下洼支局。从这时直到南下，都在下洼支局和渤海海关工作，先后任工商支局会计兼文书、海关文书、税务股副股长、海关所副所长和渤海总关验估股股长。在这四年中，担任过下洼支局局长的有周云辉、刘永昌、陈X X(在下洼任局长时生肺病亡故），副局长有孙化南、郑丕训，监委李铁夫。（刊登于山东党史出版社《南下干部在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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