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庭情况
在1940年6月入伍时，家中自耕田8亩左右，均是山地。全家十五六口人：父亲牛顺耕，大哥牛万奇，二哥牛万胜，三哥牛万祥，我是老四，大嫂和三嫂都姓张，二哥是光棍，加上侄儿侄女。我家是三辈以上的老佃户（地主是蒙阴县李家宅子），从曾祖、祖父、父亲到我们兄弟这辈，均过着饥寒交迫、入不敷出的贫困生活，以糠、菜为粮。父母于1954、1955年先后去世。
父亲、母亲、哥哥均是农民，拥护革命。二哥是共产党员。大哥、三哥是群众。土改后每人分到了一份土地和房子，现在均加入了高级社。
他们是务实的，再说我的姓在本地属少数，常受人家欺负。所以父亲常教育我出门小心，不要与人家打架，我们是不担事的。在旧时代，我家没有地位，他们留给我的印象是老实、守本分。
我现在家庭5口人，在温州工作，与老家仍有一般的通信联系，父母去世后就不够密切了。我的社会关系有外祖母及姨父、姨妈，他们均是中农或贫农，联系不密切。
二、参加革命前的个人历史
1932年以前，就跟父亲、哥哥下田拔草、看瓜、看牛，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但由于营养不好，身体很弱。当时我家劳动力多，父亲因为我家老辈都不识字，1933年送我入本村小学读书，既可养身，又可识字。当时读的是新时代教科书，有国语、自然、常识、算术等，老师是本村刘日愚、刘建信。1933—1937年，由于我身体不好，除去一年多时间在家养病，实际上是3年多的学龄。1937年下半年，因日军侵华学校停办。我失学后在家跟父亲、哥哥下田做些轻活。1938年上半年，又读了半年私塾。因为刘日楷为了教自己的孩子读书，叫我去陪读，不交学费，只是过节时送点礼。下半年因日军侵略停学。
1942年下半年，八路军宣传队下乡宣传，组织抗日，我参加了青年团（后称青年抗日救国会），经常集会、唱歌。1939年上半年，我担任村青年抗日救国会会长，下半年被选为中心村的青年抗日救国会会长（联合四五个行政村），参加了减租减息斗争，阶级觉悟逐步有了提高。
三、入党前后的思想转变
1940年1月，我年满18岁，党组织吸收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是本村陈瑞庭，系佃户出身。在张昌寺举行仪式时，乡支书亲自到场，挂了伟人像，讲了话。因为我是佃户，历来贫困，工作又积极，宣布没有候补期，入党即是正式党员。不久就担任支部宣传委员兼支部教员，秘密在山坡、地头给几个村上党课。
我对党的认识是逐步提高的。当时我二哥已是党员，再加上朱兆税、刘建德等经常与我谈话，说我们不仅要抗日，还要反抗地主的压iL后又让我阅读基本教材，我的民族觉悟和阶级觉悟大大提高。又通过减租减息，多分到了不少粮食，地主也不像以前那样厉害了，再也不用跑几十里路给地主送粮、送柴了，过去欺负我们的也比以前好了，也被人看得起，腰也硬了，深感共产党真好，使我坚定了入党的决心。但对党的最终目标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是不大清楚的，只知道跟共产党干下去没有错。由于参加工作，误了许多农事，庄稼荒了，受到了父亲的指责，有一段时间连吃饭也不与父亲一桌子吃，到家拿上煎饼卷上菜就到门口去吃，工作仍继续干下去。
四、参加工作的过程
1940年6月至1941年4月，在本县任中共艾山乡支部宣传委员。
1954年5至6月，任中共岸堤区委宣传委员。1941年7月至1942年2月，在中共鲁中区委党校学习，任小组长。1942年3月至1944年4月，任中共永太区委组织委员、分区委员。1944年5月至1945年I月，任中共永太区委副书记。1945年2月至1948年9月，任中共沂东县丰台区委书记。1948年10—月，任中共永太区委书记。1948年11月至1949年I月，任中共沂东县委组织部副部长。1949年2—4月，在南下干部纵队任支部委员、中队长。1949年5月至1951年4月，任中共浙江省嘉善县委委员、组织部长。1951年5月至1952年4月，任中共玉环县委副书记。1952年4月至1954年7月，任中共青田县委书记。1954年8月至1956年5月，任中共温州地委委员、渔盐部长。1956年5月，任温州专署副专员。
（登载于中国党史出版社《南下干部在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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