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随着民主政权的建立，我的思想也起了变化，认为国民党、伪军、汉奸都是人民的死敌。如村里的伪保长常常仗势欺人，敲诈勒索，为当地群众所痛恨。但是对民主政府抱着看一看的态度。我们村住过一个区长和一个韦专员，他们对群众的态度均十分和蔼，区里派来的同志办事也很好。接着，二五减租、反霸斗争、民主建政等各项运动相继开展，使我对共产党逐渐有了正确的认识。1943年秋，也随同群众参加反霸斗争，斗过伪保长沈茂芝（这人干过土匪）。1944年参加民主建政，被选为民主政府委员。从那时起，思想上再也不悲观失望了，认为跟着共产党走是有前途的。特别是到了1946年秋，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破坏了广大人民的和平生活，内心十分痛恨。同时又看到新四军为保卫广大人民的幸福生活英勇作战，并在苏中战场取得了七战七捷的伟大胜利，对时局也有初步明确的认识，领会了目前战略退却和打运动战保存实力的政治意义，认为共产党有解放区广大群众的拥护，不可能被国民党反动派打垮，因此在思想上和理论上进一步明确了更加坚定跟着共产党走的决心，这也可以说是当时越过敌人警戒线向山东北撤夜行百里不叫苦的主导思想。另外还有一种小打算，因为我已替新四军办事，斗过村里的坏蛋，假如说回家不干，国民党来了性命不保，思想上带有一定程度的个人主义成分。
三、入党前后的思想认识
1947年春天，华中干校130多人由指导员周芸辉带队从山东鲁南分配到渤海区工作，中途步行50多天到达渤海行署所在地惠民，分配到下洼工商支局工作。10月由局长周芸辉和人事干事焦登义介绍入党，候补期2年，于1949年10月在上海华东人民革命大学三部按期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当时对党没有明确的认识，只认为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好的，一切事情均为劳动人民着想，有明确的阶级立场，共产党是伟大正确的，只有跟着共产党打垮国民党反动派，才有我们青年人的出路，追求民主和进步。至于怎样才能做一个共产党员，认识不足，有一种简单的设想，认为把工作做好了，党委会就会吸收我入党的。
在支局担任会计工作期间没有出过差错，账目清楚，报表及时，曾得到区局业务领导的好评。这样埋头不响地工作了好几个月，也没有向党组织提要求，党组织也没有找我谈过话，思想上产生波动，认为党组织是高不可攀的。后来经过人事干事袁宝玉和焦登义的帮助，并学习了党章、论党等书籍，才明确党的奋斗目标和如何入党，而后才大胆和积极地向党提出要求，经过支部和介绍人的多次谈话，在山东渤海区下洼工商支局入了党。
四、历次运动中的表现
自参加工作以来，对党的各项运动都是抱积极参加的态度，在各项运动和日常工作中没有犯过原则性的错误，也没有受过物质奖励。在所参加的运动中，有时为积极分子，大部分为基层组织的领导骨干，现从批判的角度回忆过去参加各项运动的收获和问题及我的认识。
1948年春天，我在山东渤海区无棣县参加工商四分局领导的“三查三整”运动，通过这一运动的学习，留在我思想上的印象较深的是明确了什么是阶级立场。那时运动的主要对象是土地改革中对待地主、富农的立场有问题或者阶级立场不清楚的人。我是候补党员，又与家庭没有关系和做机关工作，思想界线明确，以贫雇农的立场观点积极参加运动，对立场不明确或失掉立场的人进行帮助（实际上是开展思想斗争）。当然，运动的本身是正确的，但在某些具体问题和具体步骤上从现在角度看多少存在些问题。如在学习中，组织以贫雇农出身的人为运动的领导核心，原来行政领导不合贫雇农条件者一律不参加领导班子。地富家庭出身的干部大部分被整。如当时下洼支局副局长兼贸易公司经理的孙化南（现在商业厅）就是其中之一，曾被撤去领导职务。现在看来，当时运动中的某些具体措施或多或少有点唯成份论的因素，给运动带来一些副作用。
1949年南下后，曾参加“三反”、“新三反”、整党和最近的“肃反”等运动的学习（土改、镇反运动均未直接参加），期间大部分时间在县里负责人民银行工作，在党内任支委或支书。这次肃反运动在温州财贸部为专职肃反干部，在党内任小组长，后任支书。
（登载于中国党史出版社《南下干部在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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