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参加革命前家庭经济变化和主要社会关系
我的父亲许同义是一个肉商，祖父许福昌是一个木匠。父亲小的时候家庭人口多，没有土地，加上江北年景不好，从小就同大伯父到江南宜兴谋生。我出世时，祖父、伯父都已去世，叔父也因年轻劳动过度壮年就病故了。我兄弟姐妹共9人，两个大姐为我前母所生，我的生母共生我们姐妹7个。大哥许国农比我大3岁，三姐比我大I岁。当时由于父亲经营了多年肉商生意，家庭经济尚好，每年有余钱。父亲认为自己年纪较大，我们还年幼，恐等我们成人他不在人世，担心我们日后生活困难，用逐年积蓄委托江北故乡亲戚朱子房购买土地，至1934年他在宜兴去世时，已买了近100亩土地，均靠朱子房经营。1935年春，母亲亦因长年患病去世，真是祸不单行。我们兄弟姐妹7人还都是年幼的孩子，什么事情都不懂，家庭生活和店务主要靠大伯父的儿子许国庆负责，店里的资金和业务委托大姐夫负责，每天给我们一元生活费。大哥没钱继续读书，不得不离开学校在店里协助姐夫记账，一切家务事情由大婶来主持。这样过了一年时间，店里的资金也用光了，无法在宜兴继续生活下去，于1936年春由姨父朱子房带回江北故乡，依靠父亲购买的土地生活。那时，我因不愿回就留在宜兴堂哥许国庆处继续读书。直至抗战开始，宜兴被炸，冬天随同堂哥堂嫂逃难回江北。全家人口增至二三十口，而家中谷子只有万把斤，并无其他收入，不到三四个月粮食吃光了。1937年春天，出卖了十几亩土地来维持生活。堂哥堂嫂不久回宜兴去了，家中一切事情依靠姨父朱子房负责，我在家主要是温习功课待机求学。大约过了二三年时间，又出卖了十几亩田，直到大哥19岁结婚时，家里大约还有70亩田。1942年冬，大哥结婚2年左右，我们兄弟4人就分家了，土地分为4份，大哥和三弟、五妹合居，我和四弟、四妹合居，各分草房2间，分居后各自为了生活奔波。我于1943年I月结了婚。大哥也于这年春天借了债，安排了大嫂和侄儿们的生活，回宜兴投奔堂哥许国庆找职业去了。那年，我失去了求学的经济条件，同时又找不到职业，就开始在家里种3亩田和帮助刚建立的民主政府做清查土地和征收公粮等工作。1944年春，我在村里教私塾，收入大约1800斤大米。经过一年的教书生活，觉得十分枯燥。1945年春，参加乡供销社工作。
在我的记忆中，从祖辈到父辈和兄弟姐妹中没有参加过什么政治团体，亲戚不是从商就是务农。姨父张如升，高邮临泽区人，职业农业兼营土磨坊，为人老实。表兄孙风书，高邮临泽镇人，开天生堂药店。1937年底，舅父在世时，他打算叫我在临泽学做生意，我在他家里住了半年多时间，帮助他店里记记账。后来舅父去世了，我不愿学做生意而要坚持读中学，于1938年春回家。那时，他大约20岁左右，主要在店里做营业员。后来临泽被日军占领，大概在1941年间，他有个已出嫁的大姐被伪军营长抢去做小老婆。他开始是反对的，后来与伪营长接近起来，仗势欺人，做了两年的投机生意就得意忘形，在我军北撤后干起了还乡团，成了反革命分子。堂哥许国庆，现在住宜兴，长期在宜兴经营肉商。1936年，我在宜兴上学时住在他家有一年时间，从抗战至现在只见过一次面。他的男孩许良洪于1950年春参加军事学校，现在杭县留下区0079部队工作。二弟许国慈，解放后在宜兴参加政府工作，1950年春带头参加解放军，现在江苏军区工作。
二、入伍前后历史和思想变化情况
我是在江苏宜兴城内长大的，1936年就毕业于宜兴文庙高小，考入江苏省立宜兴中学，入学不过3个月，宜兴城即遭日军轰炸，学校解散。年底随堂嫂逃难回江北故乡宝应乡下，失学在家，除了温习功课待机求学外，也常到舅舅、姨父等家走亲戚。1938年春，因舅舅叫我在临泽学做生意，在他家住了半年多时间，帮助他家记账。1940年秋考入宝应县中（住乡下童口寺）读了3个月时间，又因时局变化而解散，一直失学在家，至1943年春结婚后，开始在家学习耕种3亩水田。那时，新四军已开始建立民主政权，我虽然是青年学生出身，也有抗日和要求民主解放的思想。但由于我胆小怕死，和受不了游击生活的艰苦，因此只在村里帮助民主政府搞征粮等工作。1944年在村里教私塾，共有十五六个学生。1945年春参加新办的供销合作社工作，5月正式成立乡供销社，我担任会计工作。至1946年春，我觉得合作社范围小、待遇低，3月即辞去这一工作，由时任区生产股长的原宜兴中学同学袁启鑫介绍，雇用到汜水区汜光米厂任会计工作，月薪大米200斤。8月米厂结束回家，由时任沙清市民政科科长的老区长王堃介绍，进苏中二分区建设专门学校会计班学习，从此起正式脱产入伍。入学后，主要学习形势，明确对自卫战争性质的认识，树立我军必胜的信心，两个月后即分配到盐埠区接运粮食工作。年底转移到山东，进入华中行政干部学校学习。1947年3月绕道到澍海区分配在下桂工商支局工作，领队指导员是周芸辉。
（登载于中国党史出版社《南下干部在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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